“回顾往事，还是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译了一些外国文学著作，写了一些随笔散文，画了一些美术作品。家庭和美，互相体贴，低调做人，谦虚谨慎——这是我的生活的基调。”
10月6日晚，我国著名翻译家、作家、画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高莽因病逝世，享年91岁，许多读者纷纷表达悼念。
高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时，用的是笔名“乌兰汗”，作画时均署名“高莽”。其一生深耕于翻译、创作与绘画三个领域，且皆有建树。尤其作为我国俄语翻译与研究界的泰斗级人物，他的文字感动和影响了几代读者。2013年11月，他凭借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荣获“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2014年，还以年近九旬之躯翻译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令人十分感佩。此外，高莽曾获得俄罗斯友谊勋章、乌克兰功勋勋章以及普希金奖、高尔基奖、奥斯特洛夫斯基奖等多种奖章。2011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高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1自小与俄罗斯文学艺术结缘
“我译过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写过一些有关俄罗斯的文章，画过一些俄罗斯人的肖像和风景。究其根源，觉得这和我生长的环境，我受的教育，我从事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 1926年，高莽出生于哈尔滨。在他儿童和少年时代的记忆中，哈尔滨是一座既有异国情调，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城市。雪花雾凇、白云晚霞、起伏的街道、绿荫的院落、满街的花香、浩浩荡荡的江水、傍晚远飞的雁群、节日教堂的钟声、俏丽多姿的建筑物，特别是憨厚勤劳的居民和他们对未来的憧憬，潜移默化中使高莽受到俄罗斯风俗的感染，形成了他的人生意识与审美观念。
1933年，高莽进入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求学，十年的读书光阴让他初入俄语文学的殿堂。他曾在《说说我的俄罗斯情缘》一文中回忆道，当时同学中有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朝鲜人，以俄罗斯人居多。大家通用的语言是俄语。老师主要是俄侨，用俄语讲课。“我的学习成绩平平。放学回家常常哭，因为听不懂老师的话。经过几年的磨炼才慢慢熟悉了俄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逐渐爱上了俄罗斯文学与艺术。” 高莽坦言，老师的作用不可低估。那时的语文课讲授的就是俄罗斯19世纪作品。作品中充满对奴隶制的反抗，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弱者的关爱，对民主的向往，对美的追求。“语文老师授课时，总是声情并茂，把小说中的情节讲得活灵活现，如同亲身经历一般。我们被老师那带磁性的声音深深地感染着。”那时高莽虽然还不能理解俄罗斯文学艺术拷问人生的重大课题，但小说中的故事，诗歌中的音乐旋律，绘画中的感人场面，却把他带进一个梦幻的世界。当时与外国同学们交往、聊天、拌嘴，用的都是俄语。俄语成了他母语之外最常用的语言。“俄语沟通了我和外国孩子们的关系，促进了相互理解与彼此信任。从小我就感受到语言的力量。长大以后，我期盼的就是民族之间的友好与和睦，并从事与俄罗斯文学艺术有关的专业。”
在高莽的回忆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哈尔滨凡是俄罗斯侨民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有私营图书馆和旧书铺。书铺一般规模不大，有的只是一两个房间，从地板到天棚，书架上上下下摆满旧书。除了小书铺之外，还有其他地方的几栋楼房的大门洞，也被贩卖旧书的人所占据。他就常到那些小书铺或门洞书店去转悠，曾经看中了一本很厚的油画画册，爱不释手，又买不起。后来，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心疼儿子，给了钱让他买了回来，而这也是他“少年时代自己花钱买过的最贵的一部书”。
此外，高莽还买过一本日本研究俄苏文学艺术的学者升曙梦的《新露西亚文学史》。当时买它是因为喜欢书中众多俄罗斯作家画像。“看到熟悉的作家肖像，或是漫画像，那么传神那么夸张，让我喜出望外。这些画册画集和插图，使我受益匪浅，我为其中的画作所感染，自己也开始动笔作画。后来，我画一些风景画和俄罗斯作家们的肖像，正是少年时的爱好的发展。”高莽直言，学生时代与俄罗斯书籍与绘画结下的情缘，一直主宰着他的心。
2“文学翻译像是带着枷锁跳舞”
1947年，高莽翻译了根据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此后，马雅可夫斯基、吉洪诺夫、苏尔科夫、唐克、阿赫马托娃、叶赛宁、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俄国作家的中文翻译作品都曾出现在其笔下。回忆翻译事业的缘始，高莽说，他是在学校即将毕业时，由于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便试着进行翻译。所译的第一篇作品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当时他反复地读了原文，从字面上理解了散文诗的内容，便用自己仅知的词汇开始翻译。然后还以“雪客”的笔名把译稿寄给了当地的《大北新报》。没有想到过了不久，译文居然见报了。那时是1943年，他年仅十七岁。“我以为发表一篇作品并不难。这事刺激我继续翻译了几篇，有的发表了，有的如石沉大海。”
高莽译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S.A.阿列克谢耶维奇力作《锌皮娃娃兵》。
1946年，高莽认识了从延安来哈尔滨的文艺工作者,并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据介绍，中苏友好协会当时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友协领导下有报刊、书店、影院和各种文艺活动组织。工作不分你我，大家都争着干，无所谓上下班制度，办公室就是寝室。“翻译、写作、绘画、编刊物、布置会场、画广告、管理图书……只要工作需要我就高兴地去完成。”
当时由于友协的合唱团要演唱新的歌曲，于是高莽便着手翻译苏联流行的歌曲的歌词。据他回忆，他前前后后译过大约几十首。译后交给来自延安的刘炽、瞿维等音乐家们配乐。“他们开始直皱眉头，告诉我歌词不能随意翻译，很难配曲。在他们指导下我才明白翻译歌词必须把每行歌词分成音节，并按音节译出原文；还必须把译文中的重音安排在原来的重音词的音节上，否则词与曲要表达的感情就不一致了。如果当时学一学诗学，学一学音乐，也许不会盲目地或机械地翻译，可惜我没有用心去钻研，翻译只停留在实践阶段上。但，有的歌经过他们配乐之后，曾流传一时。”
对于1947年翻译的剧本《保尔·柯察金》，高莽坦言，其实那时他还没有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部小说。因为觉得剧本中全是对话，觉得翻译剧本似乎比较容易些。而当三年以后，他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观看这部话剧演出时，发现对话中有些东北土语，相当刺耳。那时才理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是艺术，不是每句话都可以印在书上或搬上舞台的。
然而，令高莽更加深受触动的是，1948年，他翻译了冈察尔的短篇小说《永不掉队》。这篇译文曾一度被选入语文课本。三十年后，1978年，他将后来译的冈察尔其他短篇小说和《永不掉队》合编成一本集子。有一位朋友读后，对他说了一句话：“你的文字三十年来没有进步。”这对高莽来说相当于当头一棒，使他警觉起来。“我检查自己的译文，认识到朋友的话是中肯的。从此我认认真真地学习名家们的译著，学习他们的文字、他们的翻译技巧。”高莽曾经感慨地说，多少年后，当翻译的作品多了些，积累了一点经验，知道从事文学翻译不仅要精通作品原文，理解它所表现的思想，它所反映的生活和文化内涵，而且还需要很好地掌握母语，要学会转化，又要善于创作。“文学翻译像是带着枷锁跳舞，在受到原文限制的情况下，仍然要展示出舞的美姿。文学翻译是项极其艰难的脑力劳动。到了晚年，甚至有些不敢动笔，总觉得对原文没有吃透，用汉文表达不尽原意。”
3为国内外文学家创作肖像画
上世纪60年代初，高莽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前前后后在那里工作了27年，1989年离休。他说过，由于曾与文艺界人士接触较多，他们给他提供了一些作画的机会。他画了一些肖像。离休之后画得更多了。比如，高莽曾为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学家创作过肖像画，为鲁迅、茅盾、巴金、丁玲、冰心、胡风、艾青、萧乾、萧军、曹靖华、冯至等中国作家画的肖像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所收藏；为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歌德、巴尔扎克、易卜生、井上靖、博尔赫斯等人画的肖像，则为外国文学馆或纪念馆所收藏。
除了画画，创作也是高莽离休生活的一大核心。按他的话讲，这给了他充足的时间进行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他可以从早到晚专心于一事。没有迫切的任务需要完成，没有繁杂的行政事务缠身。在此期间，往事常常涌上心头，于是他便着手写了一些随笔和回忆文章。“年轻时，作为口译者，对很多事物领会不深，但作为见证人却记忆犹新，如果再不把当年的经历记录下来，有些珍贵的情景可能随着人去而烟消云散。我尽自己所能，把保留在脑海中的往事写了出来。”其中基本上写的都是与苏联与俄罗斯有关的往事，如此写了茅盾、巴金、老舍、曹靖华、梅兰芳、丁玲、冰心、戈宝权、华君武等先辈访问苏联的文章，写了与外国文艺界人士接触的回忆，出版了几本随笔集。这是高莽真正创作的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哈尔滨青年会读书时，高莽就曾先后跟几位俄罗斯美术家学过油画。绘画是伴他一生的业余爱好。“我之所以能够完成几幅大画，也得力于离休给我的时间。”比如，纪念梅兰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赞梅图》与《巴金和他的老师们》，每幅画上都有十几位到二十几位真实人物，其中不少人是俄罗斯作家或艺术家。每幅画长达五米、高两米。高莽认为，自己能画出这些人物是他长期研究俄苏文学与艺术的结果。“我必须了解每位俄罗斯人的生平、活动与画中主要人物——梅兰芳与巴金——的关系。”令高莽感到欣慰的是，画作得到了许多赞许。
诚如高莽自己所言，他一生中以研究介绍俄苏文学艺术为主，创作的主题都围绕着苏联和俄罗斯内容。 对于翻译家、作家、画家这三个身份，高莽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如此描述三者的关系：“我用翻译、写作和绘画来诠释生活与文化，三者是相通的，绘画需要文化的底蕴作为基础，而有时，我觉得文字不能穷尽的，就用图画来说；有时觉得图画不能穷尽的，就用文字来说。”
去年，在高莽90岁寿诞那天，出版人、大道行思文化传媒公司总经理刘明清曾偕同事到高莽家中拜访。高莽的仙风道骨般的“美髯公”形象令刘明清印象难忘。在刘明清眼中，翻译家从事文学创作，高莽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因为许多翻译家自己做翻译，本身创作不多，但高莽先生翻译之余，在创作方面也有很多成果，值得研究。”对于这位“俄语文学翻译界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的离去，刘明清不无沉痛地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