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准规划建设光明科学城和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加快建设一批前沿领域的大科学装置、国家级实验室、综合研究平台、高水平大学等,集聚更多科学研究顶尖人才,有力弥补深圳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的不足,实质上是在投资未来,看重的是源源不断释放的长远红利。
上周,深港合作会议、光明科学城高端智库咨询会、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发展论坛相继举行。三会连开,背后大有深意。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圳如何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携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最迫切的是加速创新要素便捷流动,最关键的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最基础的是营造国际一流创新生态,最重要的是深化与港澳紧密合作。按照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王伟中前不久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的明确说法,就是要做好“创新合作”这篇大文章,重点建设好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等平台,一体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处在国家创新体系金字塔的塔尖,被称作“科研皇冠上的明珠”,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核心力量,对高层次人才和重大科研项目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对所在区域和城市的创新发展会产生十分有利的连锁反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提出,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相对集聚的区域,到2020年在全国初步建成若干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目前,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北京怀柔三地已先后被批准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武汉、成都、西安等城市也在积极申建之中。对于深圳来说,加快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保持创新领先优势的现实需要,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增强核心引擎功能的使命使然,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考量。
打造高度集聚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汇聚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是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要素,也是必备条件。之前,深圳要建的是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主要偏向于从1到N的现实应用,这也是深圳的强项和优势所在。与之相比,科学中心更偏向于基础研究,着力点主要在从0到1的原始创新上,而这正是深圳历来的一块短板。目前,深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还偏少,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还不足,基础研究战略布局还无法满足产业创新快速发展的需求。
当前,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深圳在科技创新的一些领域跨过了“拿来主义”的追随式创新阶段,进入了“无人区”的探索,未来产业升级所需的科学知识,极大依赖于自身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积累。发力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踩到了点子上。
布局建设大科学装置群和高水平科研院所,可能没有立竿见影的产出和效用,但却是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标配。有学者对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来源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1950年以前,只有1项是来自于大科学装置;到1970年以后,就有超过40%是来自于大科学装置;到了1990年以后,该比例已经高达48%。也就是说,大科学装置对于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作用越来越强。而世界一流大学和顶尖研究机构的长远产出能力和影响力,也有目共睹。高标准规划建设光明科学城和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加快建设一批前沿领域的大科学装置、国家级实验室、综合研究平台、高水平大学等,集聚更多科学研究顶尖人才,有力弥补深圳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的不足,实质上是在投资未来,看重的是源源不断释放的长远红利。
当然,深圳要成功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不仅要具备争取布局更多国家级科学装置、高水平科研院所等硬条件,也要在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合作机制等软环境上有新突破。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大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营造国际一流创新生态,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而举全市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行动,携手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则是目前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把“香港-深圳”定为重要一极,要求发挥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作用。扎实做好“深港合作”大文章,高标准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合作区内探索实施特殊的科技创新管理制度和国际科技合作机制,既是深圳全面提升城市创新能级的重要抓手,也将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在此意义上,深圳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动力更强劲,意义也更深远。 (■深圳特区报首席评论员姚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