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通知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2020年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该目标早在2014年就已提出。新政的出台意味着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也意味着更多人要进城安家落户，加之很多城市的限购政策均将买房与户籍挂钩，因此，一些舆论将新政解读为楼市的重大利好，但这或许是一种误读。
毋庸讳言，中国房地产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步调几乎一致。统计数字表明，从2000年到201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36．2％上升到58．5％。城市的户籍率却明显落后，按2016年有关文件的要求，到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提高到45％。也就是说目前城镇化率与城市户籍率之间，差了十几个百分点。
这个差距导致一些问题出现，由于中国户籍制度中附着了义务教育及其他公共资源的分配权利，城市也多以户籍人口为基数，进行公共资源的投入与配给，导致一些群体哪怕买了房，也无法享受和户籍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留守儿童的出现与此也有关系。
中国劳动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让很多城市开始重新看待人才与人口资源。近些年更是争相降低入户门槛，以吸引人才与人口的流入。据媒体统计，仅2019年发布各种人才引进与落户政策的城市已超50个，力度与数量都刷新历史纪录，特别是二、三线城市，落户与补贴购房等政策更如井喷般涌现。
但买房落户的效用正日益递减。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人口引进政策日渐宽松，只要符合条件不买房也能落户；二是留住人才靠的是就业机会与民生福利，如果经济发展程度与公共资源配套跟不上，靠购房入户和优惠是留不住人的；租购同权政策的施行推广，让不买房者也有可能享受公共福利。鉴于此，就算政策允许一些城市敞开入户，也未必能推动当地楼市上涨。
房企开发方向的转变也可以佐证上述观点。据媒体近日报道，过去3年，一、二线城市严格限购限价的溢出效应，以及棚改货币化安置的加持，让大量的资金和需求流向三、四线城市。但自去年四季度以来，三、四线城市楼市开始放缓、需求不再，开发商转而在开始回暖的一、二线城市“抢地”。
深入分析新政，会发现其目的是为了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比如在中小城市适度增加公共资源供给、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提高城乡基础设施建管能力等，甚至提到新设立和搬迁转移职业院校，原则上优先布局在中小城市、将更多三级医院布局在中小城市等。
纯粹靠市场竞争，一、二线城市对人才与人口的吸引力必定更胜一筹，但将导致大城市病的出现。要增加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则必须缩小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布局合理才能协调发展，这才是新政更高的目标；当然，目标一旦实现，房地产业必定从中受益。（本报评论员胡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