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深之间存在强烈的互补性，相互学习与合作共赢是主流。在追求全面先行示范的过程中，广州就是深圳身边的标杆。同时，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也为广州推进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新标杆、创造了新机遇、增添了新动力。
广州和深圳，华南双子城，其交流互动往往成为关注焦点。9月5日，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市长陈如桂率深圳市党政代表团赴广州市学习考察，签署两市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在一个省份中，经济体量相近的两个城市，往往会暗中较劲，形成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在全国范围内，能数得上的就是广州—深圳、青岛—济南、福州—厦门、南京—苏州等。而广州和深圳，则是“双城记”系列中最重量级的一对。
值得注意的是，广深其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竞争关系有，但主要还是互补与共生关系。有学者研究指出，基于城市的内向集聚度和外向辐射度，大城市存在“门户城市”和“中心城市”两种属性。广州的门户城市属性更为突出，深圳的中心城市属性更为显著。
广深之间存在强烈的互补性，相互学习与合作共赢是主流。从公开报道看，从2018年到此次签署框架协议，不到两年的时间，深圳市党政代表团就两次前往广州学习考察，广州市领导也两次来深调研座谈。广州拥有历史文化底子厚、国际化程度高、城市规划管理经验足、教育医疗发展水平高等发展优势，是深圳学习的榜样；深圳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营商环境改革、自贸区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能够推动广州实现老城市焕发新活力。有观点认为，广深之间呈现出一种双向的“鲶鱼效应”，互相刺激着对方进步。
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将社会空间分成两类：场空间和流空间。作为空间载体的城市强调的是等级、边界，对应于场空间；而信息化社会中各种要素流动建构起来的，则对应于流空间。与之对应，有两个经典理论：一是德国地理学家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强调城市间的竞争和等级次序；二是英国学者泰勒（Peter J·Taylor）提出的中心流理论，强调的是城市间的互动与交流合作。
一个区域的发展，既离不开城市之间的有序竞争，也离不开要素流动的畅通高效。本质上，正是不同城市的竞合与各种要素的流动，定义和塑造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体系。加强联系与合作互补，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主要议题。
广深同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同样承担着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在国家战略的大格局中，广深如何加强合作，更好地将粤港澳大湾区拧成一股绳，有底气去跟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竞争，是一大看点。以此次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为契机，广深在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催生化学反应，强化双核驱动作用，携手港澳共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意义重大。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框架下，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也为深化广深战略合作打开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深圳“五个战略定位”以及“五个率先”重点任务，没有一个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有人认为，如果说深圳是一些领域能力突出的“特长生”，那么广州则更像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全能生”。在追求全面先行示范的过程中，广州就是深圳身边的标杆。同时，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广东、深圳改革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也为广州推进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新标杆、创造了新机遇、增添了新动力。
根据《广州市深圳市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共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共同引领“一核一带一区”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这对于广深双方来说是共同机遇，有利于优势互补。比如，《意见》明确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虽然深圳科技创新实力较强，成果转化能力尤为突出，但仍存在高端顶尖人才紧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重大创新平台缺乏等问题和短板。与之相比，广州是科教重镇，拥有大量具有国际知名度和研发能力的高校与研究机构，但成果转化能力稍弱。广深联手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既符合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规划，也有利于弥补双方各自的短板，放大各自的创新优势。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一个是千年商都，一个是科创旗帜，广深强强联合，放大广州之“广”、深圳之“深”，华南双子城的未来必将大放异彩。■深圳特区报首席评论员姚龙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