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开始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修正案》中，增加了一项引人注目的内容——未成年人若出现交通违法，监护人要接受道路安全教育或参加社会服务。
之前的法律规定是，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如冲红灯、翻越机动车道内交通隔离设施、道路上使用滑行工具、在机动车道内逆行、违反规定乘坐副驾驶位、向窗外抛物等，免予行政处罚。
这很容易令人想起，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其中，除了呼吁降低未成年人犯罪刑责年龄外，另一种较广泛的声音是，要加大对监护人失职的惩罚力度，在监护人失职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刑事责任的年龄划定，需要兼顾社会公平正义与未成年人特殊权益，从来就是一个难题，需要审慎考量。但是，增加监护人失职责任，理应成为一个清晰的社会共识。我记忆深刻的一则新闻是，广东某地，一中学生在自己家里强奸女同学，他的母亲在客厅里悠闲地看电视嗑瓜子——监护人失职的惩罚缺位，使一些人对孩子的管教缺失，要么觉得管不了，要么不想管，放任自流，结果使孩子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从这个角度看，深圳规定未成年人交通违法监护人或需参加社会服务，有着值得放大的积极意义。其实，大到犯罪，小到冲红灯，都是对社会规则的藐视，都与一个人的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人是理性动物，会在义务与权利、职责与回报之间权衡利弊。比如，监护人如果意识到自己将为孩子冲红灯的行为付出“代价”，对孩子的管教应不会再流于表面。
其实，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比我们要严厉得多。一旦监护人疏于监护儿童，会依法严惩监护人，例如罚款、监禁，甚至剥夺监护资格。在监护人失职责任追究不到位的背景下，深圳的做法像一个隐喻，那就是，如果为人父母者对孩子的教育能从冲红灯这样的小事抓起，那么，孩子也会更加懂得敬畏规则，不太可能去触“刑”。 （李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