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官员“下海”的消息见诸报端，深圳前海管理局原局长杜鹏以平安集团党委副书记、智慧城市发展委常务副主任的身份正式亮相。
近年来，公务员辞职下海事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随着制定《公务员法》《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的出台，公务员退出机制日趋完善，公众不再担心官员走得“不干净”，而是开始更加客观地观察官员“下海”前面临的低收入、慢升迁、压力大等现实困境。
有网友评论说，官员“下海”很多是出于无奈。一些官员承受的工作压力、强度与互联网企业的“996”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家庭幸福相比，更有回归小家港湾、找寻缓释的趋势。在杜鹏“下海”两天后，广西南宁市的检察官易燕平殉职在法庭公诉席上，易燕平殉职又5天，一位四川扶贫干部李军深夜加班离世，时年33岁。而与付出相比，官员的收入并不优渥，2015年辞职的秭归县人社局副局长黄艳曾表示自己每年到手最多6万，还比不上从事IT行业的丈夫缴纳的个税。
有的官员“下海”，是在追求另一番新天地。离开官场的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对现在的基因检测研究工作非常满意，这实现了他对自然人生的理想和抱负。梅永红不是个例，为了梦想挂冠而去的，还有走向半导体基础研究的济南市常务副市长徐群、走向教师一线的山东教育厅一级巡视员张志勇，以及几年前辞职回老家建猕猴桃种植基地的临澧县副县长刘涛，投身公益的网红县委书记陈行甲，去理想之乡，种下梦想的种子。
新时代的官员由仕入商，不仅官员在变，百姓的“官”念也在变。高薪、追梦成为官员“下海”的关键词，客观、开放成为社会评价的新特点。这些转变，一方面折射出国家治理水平的上升，制度约束与市场吸引的双重合力赋予官员主动扔掉“官帽子”的魄力，不断完善发展的法律制度重塑了权力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官员流动正常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认知的进步，浓重的官本位思想在淡化，“有色眼镜”少了，以往对官员政治资源套现的忧虑在降低，逐步让位于新时代对于官员人才价值的尊重和认同。
“有色眼镜”摘了，但“偏光眼镜”还时有存在，对于一些杀伐果断的网友来说，目光依然审慎而保守。“下海”二字本身就闪烁着“官本位”的陈旧思维，说明在我们社会评价体系内，体制和市场还有上下之分。在现实情况中，对是否存在特权与资源“转场”的怀疑还高于信任，舆论对“下海”官员拿高薪的非议还多过理解，以至于很多干干净净“下海”的官员必须要保持以年为单位的“静音”，才不会引来公众的侧目与误读，这对“下海”者本人来说，并不公平。
官员“下海”与90后跳槽一样平常，都不过是市场条件下人才要素的正常流动。做官只是一种职业，既然“下海”官员的政策水平、专业素养、管理能力与企业的需求相匹配，只要依法依规、监督到位，不妨给辞职下海的官员多一些包容，少用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一行业的人员。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力，官员同时也有最求梦想的权力，也有自主择业权，所以，在社会思想更加开放多元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变一变“学而优、商而优则仕”的老观念，给官员辞职“下海”更多的宽容。（武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