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录在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考察。
▲任志录（左二）在1979级中山大学历史系同学聚会上。
▲任志录（左二）在浙江慈溪越窑研讨现场。
从山西到深圳，我从事历史考古行业已经三十余载。深圳于我是个宝地，其宽松的环境、自由的氛围和充足的资金，都让我能敞开胸怀做研究，也因此有了许多重大发现。如今深圳的文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学术研究也好，社会服务也罢，深圳需要更多触及灵魂的文化，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任志录
1958年出生于陕西，曾任山西省博物馆馆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国家考古领队资质，现任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研究馆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古迹保护协会副会长，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第五、第六届政协委员。
口述时间
2019年9月4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飞亚达大厦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唐文隽 实习生 潘潇雨
壹
“读史使人明智，文学使人博学，哲理使人深刻。”这句话让我选择历史专业，也开启了我的考古人生。
误打误撞选择了历史专业
我在陕西长大，与现在不同，在我上学那个年代，图书馆对书籍管理严格，很多书都看不到，所以我们对知识如饥似渴。1979年，我考上中山大学，人们常言：“读史使人明智，文学使人博学，哲理使人深刻。”或许是受这句话的影响，我选了历史专业。
尽管选了这个专业，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清楚历史的意义。直到有一天，一位剑桥大学的教授来学校开讲座，讲座结束后，有个学生提问：“学历史有什么用？”教授回答，学历史不仅是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更能锻炼我们综合分析问题和管理的能力。也正是那天，我逐渐理解了这个专业。
1983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这是一座晋国时期的皇家祠堂，里面不仅有北魏以来的各代古建筑，还有大量藏品藏书。
我在晋祠博物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找文物。古建筑上通常会挂有匾额、楹联，文革时期把这些东西都摘走了，我负责把它们找回来，重新挂起来。这些牌匾大多被维修文物的民工用来做床板，我需要去每个房间挨个收，然后再通过《晋国志》确定匾额的具体位置，才能重新把它们挂上去。
这次文物整理，不仅让我学习到了各类书法和辞赋，也让我充分了解了各代的历史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担任晋祠博物馆馆长
接触学术研究
当时晋祠博物馆是太原唯一一家拥有藏品的博物馆，但馆藏文物的整理制度并不严谨，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登记划分。这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我需要了解每一件藏品的具体资料，比如书画作者的生平、陶瓷的窑口、金银铜器的年代等等。
这次的文物整理是我从事实践工作的起点，为了将这些藏品登记并分类，我需要不断地接触实物，并运用类型学知识。我就在不断磨练的过程中，逐渐喜欢上了这项工作。
1986年，我担任晋祠博物馆馆长，开始有机会参与到诸如傅山学术研讨会、司马光学术研讨会等各类学术研讨会中，并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有了更多的接触。通过这些平台，我开始和这些业界“大咖”交流，目睹他们的风范，这帮助我改变了一些看问题的角度。
也是在和这些专家学者交流的启发下，我在晋祠博物馆的八年时间里，又设立了四个分馆。第一个是傅山纪念馆，我们馆里藏有全世界最好的傅山的书法绘画作品，还包括他家族的一些东西。后来我们还设立了闫若璩纪念馆、董寿平美术馆等。
贰
我们每项工作都与整个中华文化相关联。文物只是文化的一个载体，关键是了解附着在器物背后的文化意义。
尽最大努力“抢救”文物
1991年，我调任山西省博物馆馆长，当时山西省博物馆藏有20万件文物，石刻器物类型都很齐全，但是展出的条件有限。故而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好这些文物，保护是第一，陈列是其次。
要确保文物的安全，防火防盗防潮防锈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正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全力以赴，这批文物得以很好地保留下来，这也是我们的贡献之一。
当时社会上有许多流散的文物，我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负责征集这些文物。太原有一座铜厂，民间的铜制品会被收购站回收到铜厂，我们会去铜厂，在堆积如山的铜废品里挑选有价值的东西，并进行分类筛选。如此一来，我们抢救了许多文物。
除了收集已有的文物，我们还创造出更多作品，这些作品日后或许会成为文物。
1993年，我向政府申请10万元作为经费，邀请山西100位著名画家、书法家来到博物馆。他们每人送给我两幅字画之余，还现场为我们创作了许多作品，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一共收集到660张书画。这些艺术家很愿意把自己的艺术作品留在博物馆，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认可是一件很好的事。这次征集活动不仅丰富了博物馆藏品数量，还保住了他们的作品。如今那些艺术家们大多都去世了。
这些藏品代表着山西的文化，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山西的历史、风貌。除此之外，文物的回收也更有利于我们开展一些调查学术研究。
完成两大窑址的重要发掘
1996年，我轮换岗位去了山西省考古所，在那里我们开展窑址发掘的工作。我们的第一项成就，是发掘出山西的长治窑。以前我们只知道长治窑的存在，但并不清楚它具体烧什么。通过这次发掘，最终认定了长治窑是专门烧金代的红绿彩的。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发现，因为它填补了我们以往对于长治窑了解的空白部分。
后来，我们又在恒山脚下的悬空寺旁边发掘出浑源窑，同时发现浑源窑有镶嵌瓷的存在。镶嵌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朝鲜的民族特色，称为高丽镶嵌青瓷，从十二世纪中叶开始烧造，相当于中国金代中期。在浑源窑中发现的镶嵌瓷器，其时间上集中在金元时期，而再往下则基本不见此类材料。所以我们暂可定其流行时间在晚唐到金元时期。这也证明了镶嵌瓷其实是中国的发明。当年我们的发现一经报道，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轰动。
事实上，我们每项工作看似是一个区域性的工作，其实它是和整个中华文化相联系的，都是国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物只是文化的一个载体，关键是我们需要了解附着在器物上的文化，了解它背后的风俗文化和社会意义。
考古是对着器物，历史是对着文献，我们的器物会成为历史文献的一个部分。我热爱考古这项事业，是因为任何一处考古都是最新的“资料”，是历史所没有的资料，它甚至能推翻人们对历史的很多认识。
叁
通过对钧窑和咸头岭遗址的发掘，我们展示了深圳的考古水平，并在行业内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确定“官钧”瓷器年代
改写中国古代陶瓷史
2003年，我调任深圳，当时深圳有一支考古队伍，但管理不规范。我调过来后开始整合博物馆考古队和文管办的考古人员，筹备成立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
2004年，我发现一批数量颇丰的河南钧窑的瓷片。钧窑出自河南禹州，当时一家药厂就建在窑址发掘的附近，这个位置属于窑群的一部分。所以在建药厂时，很多老百姓把周围的瓷片捡走了，其中一部分就流向了市场。
我发现流向市场的这部分瓷片很重要，就想把它买下来。但当时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尚未成立，没有资金，我就自掏腰包拿了3万元去老百姓家里买。3万元不够，我们只能挑一些重要的带回来。当时正好是正月初六，北方下着大雪，我们挨家挨户收集瓷片，有的人家没有炉子，非常冷。回来的路上赶上雪化了，车走在泥地里经常熄火，我们只能爬到车后去推车，回来以后整台车都报废了。
同年5月，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成立，我又向深圳市文化基金申请了50万元，在获得该基金资助后，我们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接收了约160件“官钧”瓷器标本。其中包含许多前所未见的器类与器型，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
事实证明，这批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们正是古陶瓷学界一直在寻觅的物证。
在2000年以前，“官钧”瓷器普遍被认定为北宋钧窑的代表性产品，并将钧窑与官窑、哥窑、汝窑、定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而这批钧瓷推翻了过去的结论。我们开展了对这批钧瓷生产年代的研究，经过科学细致的器物排比、文献考察和广泛征询，大家一致认定，所谓“官钧”瓷器实为明代产品，绝非北宋制品。比如其中一件“方流鸡心扁壶”就是具有断代意义的典型钧瓷器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
2006年，我们召开了中国深圳“官钧”瓷器学术研讨会，这项我国古陶瓷鉴定领域的崭新学术成果得到了与会的50多位国内外专家的肯定和支持。这项研究成果使多年来困惑学界的“官钧”生产年代之谜得到破解，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年代考证。我们通过以考古学为基础、靠材料说话的实证路径，改写了中国古代陶瓷史，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解决咸头岭发掘难题
确定遗址年代
2004年5月，经国家批准，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正式成立。
在深圳，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咸头岭遗址进行再次考古发掘。1981年，深圳市博物馆在考古调查中发现这一颇具价值的远古遗迹，后来，它分别经历了1985、1990、1997、2004年的四次发掘，但始终没能确定其年代。考古和科学技术有关，以前考古技术比较落后，咸头岭遗址是沙丘遗址，每次往下挖时总会漏沙，前四次发掘都因为屡次塌方而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2005年，我们开始第五次考古发掘，我们有个副所长李海荣博士，很厉害，他采用喷胶固沙等方法，使发掘取得突破性进展。咸头岭遗址从断年上一共分为五段三期，共发掘面积555平方米，出土了房址、灶、红烧土、大量的彩陶、印纹陶片和数量可观的石器。为此，我们确定了咸头岭遗址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900年至6000年间。
这个发现让我们确定，在新石器中期的900多年间，深圳是有人类居住痕迹的。经过对该遗址的多次发掘以及研究，我们建立起环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年到6000年考古学文化分期与断年的一个重要标尺。那是珠三角地区最早的文化，表达了这里最早的人类活动。这一发现在我们的考古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荣获了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称号。
通过这个发现，我们展示了深圳的考古水平，在行业内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我们深圳拥有自己的学术研究，才能发挥整个城市的魅力与影响力，获得大家的认可。
肆
深圳需要更多触及灵魂的文化，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
为市民开展免费鉴定工作
2008年，深圳展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由设在市文物局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普查工作的日常组织和协调，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成立市文物普查队。
这次普查的任务是在深圳市范围内以调查、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同时对已登记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和核实。普查范围包括深圳市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主要有古遗迹、古墓葬、古建筑等六大类文物。
这次普查我们用GPS进行跑点，和国家文物局进行网联网输入，一边调查一边上传。如此，国家文物局在网上就能准确得知文物的具体位置和大小面积。这项工作为深圳文物保护打下基础，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同期，我们还为市民开展了文物免费鉴定活动。当时市面上有一些公司有偿为市民进行文物鉴定，许多市民拿了这些公司的鉴定书来找我们看，我们发现很多鉴定证书都是假的。为了不让更多市民受骗，我们决定为市民开展文物鉴定服务。刚开始我们每件文物鉴定收费50元，后来由于工作量太大，我们改为每个月开展一次免费鉴定活动。
我们的初衷是减少市民的损失，为市民服务。另外，我们还通过举办一些讲座、沙龙科普相关知识，帮助市民提高鉴赏水平。这项工作刚开始时人不多，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如今每场活动都有几百人参与。
为深圳考古研究做贡献
推进深圳文化建设
2004年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成立后，我就开始组建深圳市文物考古的资料库，很多书都是我一本一本添置进来的。
我们不仅配齐了全国所有考古的书，还收集了各省每月出版的文物期刊。当时我还通过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馆长，获得了一批3000多册的考古藏书。这是香港的一位名人捐赠给我们的，这批捐赠再次壮大了我们藏书的数量。
考古工作是离不开书籍的，所以资料库的组建格外重要。目前我们大概有藏书2万册，还有一个庞大的电子数据库，可以说在考古文物方面，我们拥有一个相当全的资料库。
目前，我致力于成立广东省文物保护基金会，我想通过发动一些社会力量，让这些有人文情怀的社会人士来帮助我们一起实现这个事情，更好地为市民服务，为深圳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