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我开始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分管工业、交通、科技、办公厅和体制改革，在这个岗位上前后两届，长达十年。作为分管领导，直接领导了包括盐田港、深圳机场、深圳地铁、妈湾电厂、沙头角和福田保税区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的筹组、建设。回顾以往，我认为更值得一提的工作，还是主导了深圳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领导了深圳股票上市发行的起步工作，并为深圳民间科技企业创立和发展，付出了努力，也包括曾着意在实践中探索实施深圳特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
虽然后来工作岗位不在深圳了，但仍居住在这个城市，亲眼见证它日新月异的发展，看到它在各大城市对比中凸显优势，尤其是近几年深圳仍保持着创新发展的活力，甚感欣慰。我深为自己当年能到深圳工作而自豪！
朱悦宁
1944年出生于陕西临潼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在辽宁建昌县、辽宁省委宣传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务院办公厅任职。1985年调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后任副市长，先后兼盐田港建设、机场建设、妈湾电厂建设总指挥。
口述时间
2019年12月12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政协会议厅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唐文隽
实习生 尹 琛
1993年，工作中的朱悦宁（前）。
壹
特区工作具有挑战性、前瞻性、开拓性，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批“石头”，其优劣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读书百卷
从卖菜棚走进北京
我出生在骊山北麓，渭水之滨。1964年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贸易系的会计学专业。大学只读了两年基础课，因为社会形势在学校呆了六年，后来被分配到辽宁朝阳。
朝阳所属的建昌县是个山区。清朝时，那里林密草丰，是皇家的狩猎场。但日伪时期，树木砍了个精光，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庆幸的是，山区里山货野果不少，其中最出名的是杏仁，常年销往日本。开始，我被分配到县食品公司的蔬菜门市部。卖菜没有技术，但有经验，时间长了，就能达到徒手称重的境界。你要买点什么，随手一抓，八九不离十，就足秤了。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被分配来卖菜，却也自得其乐：我有足够的空闲时间自由支配。
回想起来，大学那几年和在建昌县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两个时期。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文选》，到唐诗宋词，我都通读了好几遍。
一次偶然机会，我为县财贸系统的“学毛著讲用大会”撰写发言稿，得到县委书记的高度评价，立马把我从蔬菜门市部调去了县委宣传部。此后，我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报道、文章，其中有一篇讲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标庄的风波》，加花边发表在《辽宁日报》头版，在省内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让我“臭名”远扬了。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几篇作品，也都产生了一些影响。
在县里待了不满五年，我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参与省委《理论与实践》的编辑工作。又过了几年，又从沈阳调回北京，先后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后来又调进中南海，到了国务院办公厅。
调任深圳，摸着石头过河
1985年，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调我一起南下深圳。当时，已是不惑之年的我，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当副主任，主要工作是服务于国务院领导同志，参加会议、随行出差、整理材料、起草文件，各方面都挺顺利。
但李灏同志身负重任，只身南下，担负起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的领导工作，而特区工作具有挑战性、前瞻性、开拓性，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批“石头”，其优劣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虽从建昌县的卖菜棚子，一路走进中南海，但并未从事过如此重大具体的一线工作。去深圳经济特区闯一闯，奋搏一回，当然具有巨大的感召和诱惑力。当李灏同志找我谈南下深圳时，我什么话也没说，只问了一句：那里热吗？
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正式通知我调动时，他说：去吧，争取干好。干不好再回院里（指中南海）！我回答说；一定争取干好，干不好不回来见您！
就这样，我带了简单行李，辞别在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工作的妻子和正在读小学的双胞胎女儿，南下深圳了。
贰
“人这一生做不了几件事！你们能把特区这件事做好，就很不错了。”
扎根深圳
脚踏实地做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正漫卷着祖国大地。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
初始的深圳是一张白纸，也是开始沸腾的火炉，到处是机声轰鸣的建筑工地。生活环境并不完善，南方的粗米盖浇饭，我的肠胃还不适应。工作忙乎一天，半夜回到空荡荡的家中，煮包方便面对付一下。半年下来，我变得又黑又瘦，体重只剩下一百零几斤。就这样我硬是一年没出经济特区“二线”。
当时深圳的经济出了一些问题，大批基建队伍被裁减，很多企业发不出工资，商业贸易积压严重。春节来了，那是我在深圳过的第一个春节，街上冷冷清清。冷风乍起，塑料袋漫天飘飞……
此情此景，我确也动过调回的念头。有一次，国务院领导同志来深圳考察，说到我在深圳的去留，他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人这一生做不了几件事！你们能把特区这件事做好，就很不错了。”话少理多，教诲至深，越想越有道理，越琢磨越深刻。
挣脱束缚 创立保税区
探索特区管理模式
1986年末，深圳开始压缩基建规模、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向制造业倾斜。能不能走好这一步，关系到深圳这个边陲小镇能否挺直腰杆站起来，进而以高新技术含量的产业走向世界。
我作为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着手制定了一个工业发展三年规划：1987年到1990年工业产值从26.7亿元达到100亿元以上。现在看，100亿元几乎不值一提，但那时可不是个小数。有很多人，包括北京主管部门的专家、领导都表示过怀疑，问技术人员在哪，水和电在哪，原材料在哪。我们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却心中有数。因为这是一个一个企业去调研、统计，最后累计出三年后的产值总额，又往下砍了几刀。严格讲，这是个实事求是的统计。
后来的实践，出人意料地大大超越了工业三年规划，“深圳速度”实现了由基建领域向产业发展的转变，为高层次外向型经济的腾飞开始奠定基础。
保税区的筹建也是深圳当年的一大“创造”。1987年，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同志到深圳考察。我去迎宾馆向张劲夫同志汇报，并提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在沙头角或什么地方划出一块地，实行“境内关外”的保税政策，直接按国际惯例运作？张劲夫同志当即就肯定了这个想法，并立即给有关部门负责人打了电话。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搞个文件，我来批。”经过一段筹建、报批，全国第一个保税加工区在沙头角海边一片空地上诞生了。后来，又筹建了福田保税区，开始都由我兼任两个保税区管委会主任。
为什么会想到设立保税区？主要是当年设想经济特区的模式，如“放开一线，管好二线”“一线管人，二线管物”“境内关外”“半导体”等，都未得到批准和实施，一些旧的条条框框仍在束缚着特区的发展。设立保税区就是想把特区的上述基本构想，在较小的范围内实施，起到示范和突破作用。两个保税区都办得不错，为特区发展做出不小贡献。但管理模式上并未实现大的突破。
叁
深圳股份制改革的出台，不仅直接催生出深圳的股票市场，也拉开了所有制改革的序幕。
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开启股票上市
到深圳经济特区之初，我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没多久，市领导提议我兼任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主任，也是深圳体改办第一任主任，直到新来的同志接任，我才不兼了，但仍分工管改革。
特区以改革为其使命，该从哪里入手，真是一个重大科题，也是难题。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还未确立，通行的说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所有制问题更是一个禁区，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依然不时有人提出。
当时，国家有关方面在沈阳召开体制改革座谈会，通知深圳派人参加。体改办的同志参加会议以后，写了一个报告，提出深圳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大胆地往前走。这份报告送给时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李灏同志。李灏同志非常重视，批示说：“国营企业股份化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请体改办抓紧试点，在取得经验后逐步在全市范围推广。报告中许多观点我都赞成。至于改（革）集体所有制、租赁等形式，也有其适用范围，不要轻易否定。”
有了李灏同志的指示，体改办一班人马，立刻兴奋和振作起来，提出“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口号，很快拿出深圳市国营企业股份化改革的方案，列出了首批改革名单。那时候，深圳的机构设置比较简约，重大事情都是在常委和副市长均参加的常委扩大会上讨论决定，所谓“一次过会”“一锤定音”，再加上深圳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力极强，推行起来顺风顺水。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出台了《国营企业股份制试点的暂行规定》，开始了全国最早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深圳发展银行正好在这个时候筹建，那时特区没钱，我们决定以股份制方式组建深圳发展银行，内部发行股票筹措资本金。记得当时深圳发展银行筹备办公室的孙国安，大大的个头，挎个小背包，拿着油印的凭据，到政府办公楼各屋去推销，求大家买一点，支持深圳发展银行的创立。
发行股票集资
诞生最早企业股票
既然改成股份制了，就可以发行股票集资了。于是，深圳最早的企业股票诞生了！当时并没有证券管理部门和机构，所有工作都由体改办协调推动。坦率讲，这可是件破天荒的事情，当即爆发出无穷的经济活力，后来的威力更加惊人：从1986年到1992年，深圳共有股份公司128家，其中上市公司18家，由企业法人持股或者企业内部职工参股的内部股份公司达110家。
第一批企业股票发行以后，市场交易行为也随之而生，并且越来越活跃，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在有关方面的建议和推动下，我找到当时体改办的同志，商量让他们到香港证监会“取经”，制定一个我们自己的证券管理文件。经过一段时间的赴港调研，体改办的同志用16开大稿纸，厚厚地写了一本《深圳证券市场管理办法》（草稿）。应当说，这是深圳第一个，也是全国第一个证券管理文件。
深圳股份制改革的出台，不仅直接催生出深圳的股票市场，也拉开了所有制改革的序幕，使经济领域中最难触动的一个堡垒开始被“攻克”，一个多元化所有制共存的局面开始形成。经济特区是什么？此之谓也。
肆
有人问任正非，华为成功最主要的靠什么？任正非回答：靠的就是当年民间科技企业那个红头文件。
制订颁布“18号文”
催生深圳民营科技企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于改革不到位，私营企业还没有生存空间。即使在深圳经济特区，个人仍然是不允许注册公司。许多人办公司都挂靠在一家国有企业名下，戴个“红帽子”。科技人员作为个体，想要进入产业领域，更是难如登天。这种局面不改革，哪里还有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但是，从哪开始突破？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刺激和麻烦，我们提出了办民间科技企业的设想。允许、号召有技术、技能和发明专利的科技人员，办科技含量高的民间性质的企业，虽不是国营的，但也没冠“私营”的名义，应该不犯大忌吧。“18号文”这个文件是当时改革办最早起草的。我和大家反复修改，成型后送有关部门征求意见，然后再修改定稿后，报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87年2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下简称“规定”）正式颁发。同年，又发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登记注册若干办法》。
多年以后，李灏同志有一次对我讲，有人问任正非，华为成功靠什么？任正非回答：靠的就是当年民间科技企业那个红头文件。允许创办民间科技企业还有一个作用，即我们过去的高科技人才往往是“短腿”的。他们只懂得本行业和学科的技术知识，而不懂市场、不懂金融、不会经营、不会管理，因此难以在经济发展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现在，允许他们自己办企业，让他们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就能造就一大批科技型的企业家，一大批进入世界市场而大有作为的能者、专才。这才是“发展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也是特区高新技术发展的希望和保障。
更加可喜的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全国都来经济特区参观学习，民间科技企业这个规定开始影响到全国，各地陆续制订了有关规定，民营科技企业开始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主持机场、盐田港、
妈湾电厂等重大项目建设
我分管工业、交通的十年时间里，正是深圳基础建设最集中的一个时期。机场、码头、电厂、高速公路、地铁……相继起动，十分繁忙。每一个项目都有曲折，都有故事。
深圳机场建设，仅用两年零四个月就在一片海滩上建成通航了。妈湾电厂建设，硬是舍弃昂贵的进口机组，改用国产机组，两台三十万机组少花2亿多美金。国产三大岛加国外关键部件以及业主配套的模式，在全国电力会上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表扬。作为盐田港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我同几个盐田港老人，从起步工程干起，直到做完一期工程并达成与港商合资。
中央领导同志对深圳的关怀支持，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在妈湾电厂参加第一台机组调试时，我几天几夜都未离现场。中央领导同志来深圳考察，我也未露面。中央领导同志问起，怎么没见到朱悦宁？在接到相关部门通知后，我拿了修建市区到机场的一个地铁规划草图，去见中央领导。我打开图纸，向领导汇报：机场完工了，为了客人的快速集散，也为了吸引香港客流的方便，需要一条轨道交通。从罗湖作起点，连接皇岗，经过东角头，从西乡海边穿过，直达机场。在东角头处，未来可以建一座跨海大桥，把香港也纳进这个交通网络。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深圳地铁国家立项，成立了一个深圳市地铁建设领导小组，我是组长，就开始了筹建工作。
回顾以往，我付出了努力。虽然后来工作岗位不在深圳了，但仍居住在这个城市，亲眼见证它日新月异的发展，看到它在各大城市对比中凸显优势，尤其是近几年深圳仍然保持着创新发展的活力，甚感欣慰。我深为自己当年能到深圳工作而自豪！
总第88期
出 品：深圳市政协 深圳晚报社
总策划：戴北方 王 璞 王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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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堃 张 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