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1月2日到招商银行报到算起，我在招行工作了14年零5个月。回顾这近15年的时间，我们有幸置身于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得益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了银行规模、效益的高增长。招行的辉煌与荣耀，是全行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
2013年，从招行退休后，在公益和金融交叉的点上，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公益金融。而今，我们应了解全球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和转型，走在世界前列。我深信，这是未来中国公益发展的趋势。
马蔚华
1949年6月出生于辽宁锦州，现任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曾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资金司副司长。著名的英国《银行家》杂志将他列为全球银行界“2004年度希望之星”，他被誉为“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银行家”。
口述时间
2019年12月29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国际创新中心国际公益学院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唐文隽 实习生 何懿霖
壹
我亲眼见证了海南发展银行（下简称“海发行”）的由盛至衰，由此深刻意识到，风险是银行家永远不能踩碰的地雷。
恢复高考，踏入大学
我出生于辽宁锦州。1968年，我高中毕业，跟随时代步伐，我扛起行囊来到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长兴店公社状元堡插队。
在农村生活，我凭借着不错的文笔成为一名报道员，主要负责报道当地一些感人事迹。下乡四年后，我参加了招工考试，成功被录取，回到城里，成为锦州铁路局大虎山工务段的一名工人。
当铁路工人很艰苦。那时我们每天维护一段铁路，为了不影响铁路运行，我们必须赶时间，有时早上5点就开始上班了，而且沿线没有食堂，我们只能在工区拿个饭盒，加点咸菜凑合着吃了。尽管辛苦，但当我穿上铁路制服时，还是倍感自豪。工人是一个集体，我是集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得团结协作，这是做铁路工人给予我的东西：责任感和纪律性。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得知这个消息时，我还在铁路上作业，放下工具，我们都激动得不得了，在一片欢呼中，我感觉到我们的机会来了。凭着良好的知识基础，我参加了高考，次年，我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
经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例银行倒闭案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辽宁省计委工作，先后担任副处长和副秘书长。1985年6月，我被抽调到辽宁省委办公厅担任处级秘书。不久，我又随领导调任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
在安徽，我有机会跟随省领导先后去过全省60多个县。1986年夏天，长江、淮河发大水，我们不分昼夜观察实情，时刻准备着下到一线去支持抗洪防汛工作。正是这两年感慨良多的经历，让我对社会实际情况有了直观的感受。
1988年，我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资金司副司长等职。在人民银行任职期间，我参与中国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运行、调控的一些工作，见证了中国银行业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变革。
宏观经济的每一个政策，都会影响微观，在央行工作、在计划资金司从事货币政策工作，是我非常宝贵的经历。所以后来我去招商银行，依然持有这样的信念：不知宏观者，无以处理微观；不知未来者，无以评判当下；不知世界者，无以理解中国。
1992年，我前往海南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党组书记、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长，一直至1999年。在海南期间，有两件事丰富了我的人生履历，一是受命解决海发行破产清理工作，另一件事就是用了4年时间攻读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海发行是新中国首个被关闭的银行，1988年春节过后，由于海发行信用度的降低，其营业网点发生了严重的挤兑现象。这种信用危机的爆发始于海发行收购兼并海南省多家城市信用社。我亲眼见证了海发行的由盛至衰，由此深刻意识到，风险是银行家永远不能踩碰的地雷。
贰
如果未来要让招行能经得起风险的冲击，我们需要设计出符合招行健康发展的道路。
初到招行收到两份“见面礼”
1999年，我申请调来深圳的招商银行（下简称“招行”）。刚到招行时，招行不大，且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银行的不良率很高，几乎是两位数。
当时招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离岸业务占比重较大，但当时离岸业务不是很规范。而且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股权投资的项目出现流动性问题，这导致离岸资产也出现流动性问题，很多离岸资产变成不良资产。
在我到招行报到的第一个礼拜，中国人民银行就准备要求停止离岸业务。当时招行的离岸规模在国内是最大的，多达15亿美元。我们非常紧张，如果停止离岸业务的消息让离岸存款户知道，肯定会发生挤兑现象，需要外币兑付而我们手头没有。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当即跟央行领导报告希望消息最好不要扩散并能有一定准备时间。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银行就会夭折。作为候任行长，我马上开始处理这件事。我们通过多种举措积极应对，终于，这场危机在我们的努力下化解了。后来离岸业务并未停止，但也逐渐变得规范起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9年3月，在董事会开会之前的一天，招行沈阳分行出现人民币挤兑。这是因为海发行的关闭引起社会对股份制银行的不信任，沈阳市工商局一干部到海南出差，听说我调到招行，他误以为招行出问题了， 因其特殊身份，他提取存款时，带动不少人盲从，遂引发沈阳分行的挤兑事件。
处理流动性风险，我们还是有经验的。当时央行给我再贷款的支持，当地政府也帮助我们维持秩序，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保证支付，你来提款嘛，我就给你钱，而且把钱摞得高高的。
经过九天九夜，挤兑危机终于过去。这是我刚来招行收到的两个“见面礼”，这两个流动性风险都是银行的大忌，足以让银行出现更大的问题。尽管我们战胜了流动性风险，但是这两次风险给我很多启发：银行就像人一样，如果其体魄健康，可能经得起冲击，但如果银行本身不健康，有很多不良资产或者管理薄弱，那便容易被打倒。如果未来，我们要让招行将来能经得起风险的冲击，我们需要设计出符合招行健康发展的道路。
另辟蹊径，开发零售业务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中国金融业共性是：银行同质化竞争，均以批发业务为主，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90%以上，且以大客户及利差收入为主。招行另辟蹊径，开发零售业。
1995年，招行成立储蓄信用卡部，主推借记卡“一卡通”，“一卡通”有购物消费、电话银行、自助缴费等二十多种功能。把存折变成了一个多功能的卡，这是零售革命第一步。次年，“一卡通”实现全国联网通存通兑，此时招商银行只有9家分行，虽然规模小，但是系统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开发、统一运作，这四个统一奠定了我们做零售的基础。凭借着强大的营销，用户几何级数增长，“一卡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存款和用户。
虽然“一卡通”实现全国联网了，但客户在许多城市里找不到招行的营业网点和ATM机办理业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99年，招商银行率先推出网上银行计划“一网通”，在国内率先推出了包括企业银行和个人银行服务在内的综合网上金融服务。
2004年，我们在南昌开了一次会，这是我们招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将零售银行作为招行战略中的重中之重，还重新定义了零售业务的新内涵，不再是简化为储蓄存款，而包括个人贷款、理财、信用卡和结算等。
招行在实现业务网络化的同时，也顺利完成了第二步战略——资本市场化。2002年4月9日，招商银行在深交所挂牌上市。2006年9月22日，招商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已经实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走好第三步——发展国际化。
▲2002年，招行在深交所挂牌上市，马蔚华（右一）在敲钟。
叁
国际化对于招行而言，意义重大。国际化提高了招行知名度、拓宽了员工的视野、提升了内部管理水平，也正因如此，才有了现在被世界所认知的招行。
发展国际化： 在纽约设立分行
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势在必行。我们必须提高自己的水平，将来才能迎接大风大浪。
国内银行发展国际化有三个途径：境外建分行、并购、国际合作。首先，境外建分行，我们第一步在中国香港建分行，这是最早内地股份制银行在香港建分行。接着我们就瞄准了美国纽约，但想进入华尔街不是件容易事。我们用了10年时间才在纽约设立了分行，前面花了6年时间设立代表处，为了申请代表处，我们准备了一堆文件，那些文件摞起来比我一人还高。
申请代表处时，尽管我们提交了《招商银行反洗钱管理办法》及相关辅助性文件，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下简称“美联储”）依然以各种理由拖延审批。后来我听说某一美国银行要在天津设分行，我就跟主管国际业务的央行副行长沟通，希望央行可以支持我们的工作。尔后，我们又去和这家银行董事长沟通，让他们帮我们去美联储做工作，加之我们也做了许多工作，两个月后，美联储终于同意给我们设立代表处了。
后续我们又用了四年的时间去申请设立纽约分行，其中万般艰辛。我们不仅需要找美国政府部门和商界，还多次与美联储和纽约银行厅等监管机构沟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简称“银监会”）一直把招行设立纽约分行当做中国银行业“走出去”一个标志性事件参与其中，为招行提供了许多支持。
2007年11月，美联储终于正式批准招行设立纽约分行。我们分行在纽约开业时，恰好是金融危机，美国许多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热烈祝贺我们，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银行在倒闭，你们的银行在新生，你们就是纽约冬天里的春风。”这番话让我充满了自豪感。
收购永隆银行，国际化的练兵场
除了在纽约设立分行，收购香港永隆银行也是招行境外拓展战略之一。
2008年3月初，招商银行参与永隆银行竞购战并战胜对手。“诚意”是招商银行胜出的重要原因，我们承诺保留永隆银行传承75年的品牌，并且不会在交易完成后的18个月内解雇现有管理层员工。
2008年上半年，我们签订了并购合同，但到了秋天，金融危机来临，永隆银行市场股票大跌，很多人对我们说：“市场变化了，你们可以降价。”但当时我们认为，如果降价，对方停止合作，那我们将错失这个机会。虽然市场变了，但我们的战略没变，所以我们还是下决心按原来的合同收购，维护我们的诚信。
当时这样做，招行受到许多质疑。但在我看来，招行与永隆有着地缘相近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网络、品牌、产品及客户群方面的互补优势，永隆的网点、客户资源有助于夯实招行在港业务的发展。事实证明我们的决策是对的，在收购的第5年，招行资产翻了一倍，盈利增长在香港名列前茅。
这就是招行国际化走的重要两步。国际化对于招行而言，意义重大。其提高了招行知名度、拓宽了员工的视野、提升了内部管理水平，也正因如此，才有了现在被世界所认知的招行。
肆
我们应了解全球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和转型，走在世界前列。我深信，这是未来中国公益发展的趋势。
探索金融公益 让公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3年5月30日，我向招商银行董事会递交了辞职报告后，接到了王石和李连杰打来的电话，二人向我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你不当行长了，下一届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就你干了。”我当场就答应了。
但我真正上任壹基金理事时，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时社会上有许多言论质疑壹基金，这些都让我很不好受，我甚至觉得，做公益比做银行更难。但后来我开始反思，要让公众信服，我们首先要做到透明。所以当时我们用管理上市公司的办法来管理公益组织，比如定战略、内审、外审、信息披露。信息越透明，质疑的话也越少了。
2014年，我第一次走进深圳壹基金总部。一间小屋，一张张桌椅紧挨着，从一头走到另一头都困难。我和员工交流，发现他们很多都是毕业于名校的优秀年轻人。尽管公益行业收入低现象普遍存在，但我认为，用合理的薪酬留住公益人才应当成为趋势。
后来就有了我们探索的新的公益：公益金融。公益金融是商业模式和公益理念的结合，即用现代企业的办法管理公益组织，用市场的方式配置公益资源，用金融的手段实现公益的目的。它的形式有很多，如公益信托、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普惠金融等，公益金融的出现是为了让公益之路可持续发展。
为了培养公益人才，我们还创办了国际公益学院。投资人包括比尔·盖茨、瑞·达利欧、牛根生等多名中外投资人。因为全国现今有近7000家基金会，但是缺少管理人员，如何增加现代手段管理、如何了解公益发展，这些都需要通过学习和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与招行共辉煌 为公益献力量
从1999年1月2日到招行报到算起，我在招行工作了14年又5个月。回顾这近15年的时间，我们有幸置身于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得益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了银行规模、效益的高增长，招行的辉煌与荣耀，是全行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
2013年，从招行退休后，我比以前更繁忙了。在公益和金融交叉的点上，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公益金融。改革开放40余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公益慈善业得以快速发展，而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正式实施又为公益慈善指明了方向，厘清了内涵。这是慈善面临巨大转型的过程，我们应了解全球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和转型，走在世界前列。我深信，这是未来中国公益发展的趋势。
去年，我应邀加入联合国持续发展影响力目标指导委员会，参与全球标准的制定，继续为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而奔波。
如今，我在深圳已经二十余年，我深深地热爱着这座城市。深圳是一座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城市。它的魅力在于吸引了全国很多创新求变、立志创业的人来此，他们共同建造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同时深圳也是一座改革之城，在这里，很多事可以大胆创新，无论是招行的突破创新还是公益金融的创造，都在这里得到很好发展空间。
在新的时代，深圳踏上新的征程。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下，深圳正不断地发展，始终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