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不少地方开始探索每周2.5天休息制度，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毋庸赘言，探索每天2.5天休假模式无疑有引导和培育新消费的考量，但其意义却不止于此。
事实上，早在2015年，国家即明确鼓励弹性作息，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2.5天休假模式”开始在一些省市探索施行，但并未大规模铺开，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每周2.5天休息制度再次被激活。
一周该休息多长时间是一个严肃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历史地看，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比如在宋代，公职人员可以休110天，而在元代，公职人员每年只有16天节假日。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实行每周休息一天的假日制度，单休制一直延续到1994年。此后，我国开始实行“大小周末”，大周末即每周休息两天，小周末则休息一天，再往后，才有了现在的“双休”，而包括大小长假的设定，也经历了调整和变迁。
中国人好储蓄、慎消费，这是多重历史和现实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中国经济的未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需和消费的提振与扩张。消费习惯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有时间消费”则是必要的前提。
经济学家发现，休假与国家经济发展效率紧密相关。上世纪70年代，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上升后，国民幸福感不升反降，被称为“收入—幸福悖论”。简单说，并不是工作时间越长越好，休假不科学、不充分，收入和幸福感都上不来。
随着国人慢慢适应双休制，文化产业、短线旅游业都呈现大幅增长，经济效益明显，而未来，我们需要通过政策引导让更多的人懂得休闲和消费——是的，休闲和消费这种看似本能的需求，同样需要培育和教育。
休闲既是劳动所得，也是一种人生条件，它是文明发展的重要补充、矫正与平衡力量，也是现代生活的清毒剂。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里写道，“一个人生气蓬勃的时候决不问为什么生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为了生活是桩美妙的事而生活。”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来不及体味或者干脆匆匆略过生活，又或者，在生存和工作的重压之下，生活成为一个奢侈的关键词，明明知道“动物生存，而人则生活”，但却只能背负着无奈、惯性十足地前行，但这种惯性并非没有被打破的可能。
这次疫情带来的改变有很多，比如公共卫生体制的重塑，比如远程办公，等等。每周2.5天休假制度的探索当然有应对经济下滑压力的考虑，但也可以成为我们认真面对工作与休闲之间关系的契机。这是一种应对，也可以是一种演练；这是一种策略，也可以成为一种战略。
假如实践表明“2.5天休假模式”确实效果很好，那么相关政策就该实事求是地作出调整和改变。0.5天里有大学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