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人民生命健康带来巨大威胁，对全球人员往来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为阻止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传播，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措施，封锁了一些国家和城市。这包括关闭边境，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以及限制大型集会等。这已导致全球很多经济活动陷入停滞，全球贸易又迎来糟糕的年份，服务业遭到重创，制造业活动下滑，并导致人们失去工作。
那么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世界经济走向，如何应对？深圳特区报《理论周刊》以及读特客户端将约请专家撰写专文或者记者专访，敬请关注。
应对世界经济衰退需要通力合作
——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提要
对内，中国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虽然现在国内的疫情基本上控制住了，但是防范境外输入也很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平衡好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关系；
对外，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理念更好的落到实处，继续主张多边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主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
英国海滨小镇韦茅斯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1348年黑死病通过这个港口传入英格兰，夺走了该国三至五成人口的生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截至北京时间5月17日16时，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达到4525497例；死亡病例达到307395例。
千百年来，传染性流行病一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威胁。瑞典病理学家弗克汉斯深刻总结道：“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国际流行病作为一种现象，往往能改变历史进程。
诚然，在将近700年后的今天，医疗与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应对疾病的能力大大提升。但与此同时，更便利的旅行、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密切的贸易往来使我们对世界另一边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得多。正因为如此，新冠肺炎的肆虐才会如此立竿见影地影响了世界经济。
如果说十四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直接动摇了中世纪欧洲佃农制经济的根础，那么几乎席卷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新冠肺炎又会对全球政治和世界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带着这些问题，深圳特区报读特客户端记者采访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一、怎样通力合作来控制疫情是首要面对的问题
郭万达用“严重的衰退”来形容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14日公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急剧收缩3％，比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还要糟糕的多。
郭万达认为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疫情持续的时间成正相关关系，“如果新冠疫情没有得到好的控制，出现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暴发，那可能影响还会更大。”新冠疫情造成的困难，应该讲是全球性的困难，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全世界如何更好的共同应对，怎样通力合作来控制疫情是首要面对的问题。
二、为何发达经济体确诊人数更多，受疫情影响更大？
从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如图）中不难看出，相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更大。郭万达解释道，从客观数据来看目前各国疫情确诊人数和其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的统计关系：人均GDP高的国家，其每百万人确诊人数也较高。感染人数越多的国家其经济受影响也更大。
这其中有几个原因：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员流动性通常较大，国际化程度也更高，可能容易造成疫情感染和扩散。从经济结构上来看，一般而言，越是经济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越高。而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就是需要人流、物流等支持的服务业。而对于一些欠发达的经济体，它的经济结构中农业、制造业占比更高。从人口结构来看，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率相对较高。相对年轻人，老年人的抵抗力更低。从防控措施来看，相比中国，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国家的防控措施没有那么严格也是造成确诊病例急速上升的原因。
疫情对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在医疗的资源、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水平、对患者的救助能力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欠发达国家的贫困的人口是更加脆弱的一个群体，他们可能受的影响会更大。
三、疫情将把全球化推向何方？
牛津大学研究全球化与发展的教授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曾在2014年出版的名为《缺陷的蝴蝶效应：全球化怎样带来系统性风险以及如何应对》一书中预料，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会影响全球化的走向。很不幸，六年后的今天，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黑天鹅”面目加剧了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程度。疫后国际社会是否会进入“去全球化”或者说“逆全球化”的阶段？要走出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漩涡，破除全球合作的阻碍因素，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逆全球化思潮在过去的这十几年就存在，疫情可能会加深逆全球化的思潮。”郭万达说。疫情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正如金融危机让人们看到了银行的问题：在没有留出足够的准备金来弥补坏账的情况下，发放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贷款，新冠疫情也突显了全球制造业的鸡肋：制造业一直在以全球配置资源的效率运作，而没有考虑地震、流行病和其他灾难带来的风险。
受到疫情影响，美日等一些国家为了扩大国内就业，缓解产业空心化，维护全球价值链中的“链主”地位，提出将产业链回流国内。“疫情的暴发使得一些发达国家突然发现自己国家没有足够的口罩、呼吸机等物资，后来发现原来口罩、呼吸机都在中国、在越南、在其他的国家。为了保障本国的供应链能够更加安全，在面对重大灾难时能够自给自足，它们就会提出把这些工厂搬回本国。”郭万达说，“也有观点认为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不会因为疫情一下子就出现改变。甚至包括全球化本身，也不会说一下子‘逆过来’，总体上来看，我认为疫情一定会给世界带来各种变化，有些变化可能要从长远来看。”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各种变化？郭万达认为，对内，中国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虽然现在国内的疫情基本上控制住了，但是防范境外输入也很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平衡好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关系；对外，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理念更好的落到实处，继续主张多边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主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我们的经济仍然具有非常大的韧性、潜力和发展空间。我们如何恢复国内经济，做好国内消费市场？我觉得对全世界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郭万达说。
四、疫情之下“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危中寻机？
郭万达认为，从总体的趋势上来看，“一带一路”本身的大的格局、大的需求，不会马上改变。“一带一路”本身的宗旨是发展，只要发展的动力还在，产业链之间的合作、延伸还在，“一带一路”就有它的生命力。
“现在中国也很重视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防疫援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应该在坚持原来的共商、共建、共享这些理念的基础上思考如何能够更务实的来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不仅是现在防控疫情的时候，疫情之后，仍然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像之前提出的‘数字丝绸之路’未来应该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引擎”郭万达说。
五、抗击疫情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动员力
郭万达认为，此次疫情的应对过程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动员能力、技术能力、体制优势，同样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总结。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此次疫情对于我们未来如何去应对其他的重大的灾难的考验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一，面对这种重大的灾难，特别是一开始并不确定会带来怎样的冲击的“黑天鹅”事件，中国做到了“全国一盘棋”，相信所有中国人都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中央统筹协调，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应该有制度的自信。郭万达说：“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它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能解决问题的制度就是一个好的，有用的制度。”
第二，通过此次疫情，我们意识到了生物安全对一个国家来讲非常重要。如何提高国家的生物安全水平、完善公共卫生的管理体系、提升应急管理的能力，疫情之后怎么样能够复工复产恢复经济，都是要总结的。
第三，在居家隔离期间，我们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很好，新的技术给人们带来了新的体验，足不出户我们可以买到新鲜的食材，可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上课开会。这本身就是新的经济形态、新的消费，要抓住这个新的风口。
六、深圳为企业渡过难关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深圳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此次疫情给深圳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风险？郭万达分析指出，一季度深圳的GDP是－6．6％，各个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第一种风险是经济的风险。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外向型经济企业。因为目前海外的疫情还比较严重，海外的需求要转化成订单，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其次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受影响比较大，疫情在春节暴发，抑制了消费，使得这些企业和个体户无法正常经营。第三就是制造业，疫情对实体经济影响还是很大的。
另外是产业链安全的风险。这主要取决于外部的市场。欧美的疫情什么时候能控制住？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会不会带来暴发新一轮的疫情？这些都会对我们的供应链、产业链会带来影响。
面对这些潜在的风险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我们注意到深圳市政府也算是出手比较早的，为了把疫情对外贸发展的影响降至最低，稳住外贸基本盘，深圳打出了政策‘组合拳’”郭万达说。深圳海关出台20条措施，为外贸出口企业提供便利；为了缓解外贸企业资金链压力，深圳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惠企16条”“金融方舟”“外贸贷”等持续加码推出，为外贸企业渡过难关、危中寻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最近又出台6方面21条措施稳就业，都是在应对疫情可能带来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