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闻网2024年12月22日讯（记者 张玲 翁任莹）2024深圳青年影像大赛（原深圳青年影像节）揭晓，著名电影导演叶大鹰荣获本届大赛唯一“最佳成就”电影导演。叶大鹰在大赛颁奖期间接受记者专访，讲述他与深圳结缘走上电视创作道路的历程，畅谈对短视频、红色电影和深圳青年影像大赛的看法。

导演叶大鹰

叶大鹰（右）荣获2024深圳青年影像大赛“最佳成就”电影导演

从《大喘气》到《红樱桃》

记者：祝贺您获得2024深圳青年影像大赛“最佳成就”电影导演。主办方希望借此表明在短视频泛滥的时代向经典致敬的立场。您怎么看技术进步的时代短视频与经典影视作品的关系？

叶大鹰：我很荣幸能来参加2024深圳青年影像大赛。我觉得我是一个深圳人，一个在外漂泊的深圳电影人，深圳给我这个“最佳成就”电影导演，我很感动，很惶恐，也非常高兴。

青年人对短视频的应用、推广和市场流通，是世界范围的现象，也是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对此持宽容态度，如果我年轻时有这种机会，也会通过手机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认为技术能够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解决不了表现力的问题。我不相信AI技术可以解决一切，核心问题还是把故事讲好，讲故事才是我们创作的根本。

传统影视剧中低俗剧目也很多，甚至有些低俗剧目票房还卖得特别好，但是观众心里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真正能够感动他们的才是好作品，去平庸化的过程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文艺创作的本质。

记者：许多观众都知道您与王朔的关系。王朔小说《顽主》《永失我爱》中有您的影子，您的第一部电影《大喘气》也是根据王朔小说《橡皮人》改编的，这些经历与您走上红色影视作品创作之路有何关联？

叶大鹰：我跟王朔是很好的朋友，也深受他的创作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大喘气》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可能个性比较强，对社会的认识也比较片面，因此受到一些主流媒体的批评，这对我后续的创作道路有很大影响。于是我就想换一个思路，希望拍一部让大众和官方都喜欢、都能认同的作品，即拍一部让“二老”（老干部和老百姓）都喜欢的题材故事。这种想法虽然非常功利，但很关键，因为换一个思路才能生存下去。我萌生一个想法，采访朱德的女儿朱敏，写她在二战中的经历。我的父亲是朱敏的校友，我顺利地采访到了朱敏还有当年跟朱敏一样留学在外的老一辈革命家后代。采访过程中，我的创作观、人生观、价值观慢慢地发生了转变，我开始更多地关注国家的历史和人物。

红色电影与社会担当

记者：《红樱桃》1995年上映时社会反响很大，它也是您电影生涯的转折点。您是叶挺将军的后代，现在看来，当时您拍这部片子的关键因素是不是红色家庭背景？

叶大鹰：《红樱桃》对我的人生道路、艺术道路甚至创作风格都有很大影响。我们采访三十多位当年在前苏联留学的中共先烈和领导人的后代，可以说，从《大喘气》到《红樱桃》，是我艺术创作的一次提升和飞跃。我作为先烈的后代，有这样一位爷爷，固然觉得非常光荣，同时也有一份巨大的压力。革命先烈的故事经常感动我，也让我更加关注。

《红樱桃》大获成功，当时只卖5块钱一张的电影票，最终收获了6500万的票房收入。

拍摄《红色恋人》时的叶大鹰（右）和张国荣

记者：您开始就称自己是深圳人，拍《大喘气》之前，您就曾南下深圳做影音生意，也曾经在深圳大学进修，参加青年影像大赛应该有回家的感觉。

叶大鹰：我1986年就到深圳了，在深圳先科集团下属的影视公司工作。《大喘气》是1987年我在深圳影业公司独立导演的处女作。故事发生地在广州和汕头，珠江是主要拍摄景地。1988年，深圳先科集团成立了娱乐传播有限公司，《红樱桃》是在先科集团支持下拍摄的，包括采访、调研等启动资金都是先科集团支持的。那时拍摄电影，规定只能由几个制片厂出品，所以我们就挂了青年电影制片厂的厂标，但实际上先科作为发起单位，也是主要投资方，然后还有其他公司参与，最后得以完成的。因此，我的最初两部作品跟先科和深圳都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没有深圳或者我不来深圳，就没有这两部作品。也可以说，我在西影和电影学院学习，但深圳却是我电影创作的起点。

好导演能讲别人讲不出的故事

记者：想不到您跟深圳的渊源如此之深，您近年的电影《永不妥协》也是在深圳拍摄的。

叶大鹰：2019年我还在深圳拍了金融打黑影片《永不妥协》，这部片子原名《大鳄之门》，故事之一取材于上世纪90年代轰动全国的“银广夏”案件。《永不妥协》在深圳拍摄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朋友的大力支持，我心里也充满感激。2023年，《永不妥协》获澳大利亚国际奥兹独立电影节最佳惊悚类故事片银奖，虽然是个小奖，多少也给所有演职人员和给予我们支持的朋友们一个安慰。

和徐静蕾拍摄《我和爸爸》，右为叶大鹰

记者：您已经从影四十多年，荣获2024深圳青年影像大赛“最佳成就”电影导演是对您艺术成就的充分肯定。作为终评评委，您对本届青年影像大赛有何感想和寄望？

叶大鹰：本届影像大赛颁给我的大奖让我倍感荣幸，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用我的专业为深圳多做贡献。目前影视市场情况不好，观众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更需要拿出好作品来，这对我们尤其对我个人挑战性极大。我从影四十多年了，我在深圳拍《大喘气》时大概才30岁，四十多年过去回到深圳，深圳已经发展成一个超大的城市。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里，我觉得自己还能做很多事。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影视创作门槛很低，你可以随便拿手机拍个小故事，就把自己当成导演。但好的导演能讲别人讲不出的故事，表现别人表现不了的题材，要更能抓人，有更加真实的生活细节，这也是我对年轻影视人的一点寄望，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在平庸中做到不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