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乐正（右二）出席深圳市第二届社会科学普及周系列讲座相关活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乐正1955年出生于江西东乡，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山大学教研室主任，深圳社科院院长、社科联主席，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市委改革办主任，市政协常委、文史学习委主任，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思政中心教授。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社会发展理论，主持深圳重要发展改革项目的制订编制，曾获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代表著作：《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深圳之路》《深圳蓝皮书》《深圳改革报告》《深港携手共建世界级大都市》等。
口述时间：2018年9月15日下午
口述地点：中共深圳市委党校
我来深圳是来对了！
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有很多创新和发展的机会，正因为她不是一座老城市，所以条条框框很少，有许多走新路的机会，可能在内地有些地方走新路要受到很多限制，年轻人只能跟在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后面走，但深圳给了我们很多独当一面的机会和平台，只要个人勤奋，有端正的发展方向，都会在这里找到新出路，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壹
深圳市社科院是一个新机构，当时人不多，但我们还是要积极作为，利用城市发展知识，为深圳发展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从教师到市社科院院长
1977年，我考取了中山大学历史系。1989年，博士毕业以后，我回到中山大学教中国近现代史。1994年底，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我来到了深圳，那时我在广州发展得很好，但是深圳非常吸引我。1994年的深圳很年轻，但是发展得非常快，而且城市规划建设与内地的城市有明显的不同，充满了朝气和现代气息，是一座能让人对国家的未来充满美好期待的城市，我就下定决心过来了。
一开始，我在深圳市委党校的社会发展研究所做科研工作，同时也承担一些干部培训的教学任务。2001年，深圳市社科院向全市公开选拔局级干部，当时的深圳市社科院是一个成立不到5年的年轻学术机构，我觉得非常富有挑战性，就参加了应聘，最后通过考试当上了副院长，半年后转为院长。
深圳市社科院对我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部门，它和高校有些相似，要做很多学术研究，但与高校不同的是，深圳市社科院没有教学任务，课题研究要与深圳改革开放的进程、现代化建设的需求紧密结合。
当时，社会科学事业在深圳是非常年轻的事业，我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很重。之后，我花了一段时间考察了全国各地的社科院，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同时也了解了市委市政府对社科院的要求和期待，把各方面结合起来，慢慢做出了社科院的发展规划。
当时我就一个想法，在这个岗位上，就是要把深圳的社科事业发展起来，让社科工作者有机会和平台来发展深圳的社会科学研究。
为深圳发展建言献策
2001年之后，正值深圳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城市发展逐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而深圳的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决策者在谋划未来时更需要理论保障，而社科院在学术研究之外，为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许多建议。
2002年、2003年的时候，当时社会各界就“经济特区发展道路该怎么走”这个问题产生了热烈讨论。大家都非常关心深圳的发展前景，都在为经济特区的发展出谋献策。
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就在同一天，深圳举行了《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3）》一书的首发式。里面有一篇我撰写的综述稿——《深港都会圈与珠三角经济区的“双核”模式》，我在里面提出了构筑“深港都会圈”的设想，认为深圳的发展不能光靠自身，要跟南边的香港，东边的惠州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多边共赢的格局，这个理论在当时还是挺大胆的一个构想，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接着，在CEPA公布的当天，我们又向市委提交了一份《CEPA对深圳经济的影响》研究报告，报告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案例，也有对深圳未来经济发展的充分地思考和建议，内容非常详实，受到了省领导的高度评价。
2006年春节的时候，市社科院接到了草拟《市委市政府关于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的决定》这个文件的任务，我们很多科研人员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大过年的从家里赶回来。初七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稿子写好交给市委市政府，很短的时间内就审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最后也是开创了深圳党委政府重要文件由科研机构独立承担并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的先河。
市社科院能够为深圳发展提供咨询服务，而且很多建议都被完全采纳，这让我们很有成就感，也是我们理论研究价值的体现。
▼乐正主编的2010深圳蓝皮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贰
社会科学研究要走出象牙塔，增加决策者和市民对社科工作的认识，推动社科院向公共智库转型。
撰写深圳第一本蓝皮书
我觉得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应该离开我们的现实生活，基础理论研究非常重要，要结合深圳的特点，更多地面向现实，面向社会，面向广大市民。
2003年，我们撰写了深圳第一本蓝皮书，对深圳的发展状况做了一个整体的回顾和展望。当时全中国只有北京出了一本，深圳是第二本。
此后，我们每年都出蓝皮书。从一年三本到一年四本，涵盖了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和劳动关系四大内容，超过100万字，通过书店公开发售。不管是市委市政府领导，还是普通市民、企业家，都能通过蓝皮书了解深圳发展的最新动态和重要数据。
后来，我们又编纂了“深圳改革开放研究丛书”。那是2010年，恰逢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的时候，我们联合市委宣传部、人民出版社共同打造这套专著，对深圳前30年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也是我们社科理论工作者给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的献礼。
这套丛书在深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革开放措施、城中村的变化等多方面都做了全面回顾，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候我们对经济特区研究的最高成果。
撰写“大运会历史上最好的申办报告”
2011年，深圳成功举办了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然而自2006年始，我们就承担了大运会所有的文稿工作。从最初的申办报告，到最后的行动纲领，所有重要文件的起草写作任务全部由我们来完成。
这其中的艰难，对于毫无经验的我们来说，可以想见。当时深圳是第一次办如此综合性的体育盛事，全市都没有经验。为了写好各项报告和策划，我们参考了前几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还去了北京奥委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学习了好几个月，一直在外面跑，通过各种途径去向别人学习经验。
就这样，从完全没有经验，到起草申办文稿，最后策划财务报告、市场开发报告、陈述报告等等，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走下来。
2007年1月17日，国际大体联（FISU）在意大利都灵宣布，中国深圳市获得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办权。当时深圳的竞争对手是俄罗斯的喀山市、波兰的波兹南市、西班牙的穆尔西亚市和中国台湾高雄市，这几个城市的经验都比深圳丰富，可以说我们赢得非常惊险。
后来有一个说法是“26岁的青春城市深圳，市民平均年龄26岁，拥抱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当时我们撰写的《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被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誉为“大运会历史上最好的申办报告”，特别有成就感，可以说是创造和见证了历史。
2011年大运会成功举办后，国际大体联称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大学生运动会，把国际大学生运动会规格提高了很多。
当时很多国际大体联的执委都没有来过深圳，有些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深圳。经过这次大运会，深圳的国际知名度大大提升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万多名大学生，很多是第一次来到深圳，甚至第一次到中国来，深圳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很多人熟悉了深圳、喜欢上深圳。
▼深圳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其中《深圳之路》由乐正主编。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叁
让市民参与到社科研究活动中，同时把研究成果向市民宣传推广。
社科走进市民生活让专家学者与市民面对面
2003年，我们举办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目的是让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出象牙塔，跟广大市民的日常工作生活结合起来。
每周末，我们都会在书城做很多活动，比如一些社科咨询活动。市社科院旗下有很多的研究会，研究会成员就会在活动中将研究成果介绍给市民，也会解答市民关心和提出的一些问题。
这个社会科学普及周甫一举办，就得到了市民的积极响应。每次活动都有很多市民自发来参加，有的时候是全家一起过来。得到了市民的肯定后，我们的活动也一年比一年做得好，参加的市民人数也更加多了。
后来，趁着社会科学普及周的“热风”，在2005年，我们又办了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这个一开始是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同志的倡议，那时内地有些城市经常举办一些论坛活动，王京生就觉得深圳也可以举办一些更专业的文化交流活动。确定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立马就找了市图书馆合作，借用了图书馆的报告厅，每周请来几个在各个领域知名的专家学者做免费讲座，有作家王蒙、全国知名艺术家邢东、著名学者易中天等等。
那时候很多市民都去图书馆看书学习，大家对知识有强烈的渴望。市民在看书之余，也可以听我们国家的专家学者谈他们的研究成果。
开始市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就做海报，也通过各个媒体宣传。后来场面也一度非常火爆，活动刚开始的前半年，每个周末都有三到四场讲座。
活动举办渐渐成熟后，我们每年都分成几个专题，更加全面而且有针对性地和市民交流互动。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是个完全公益的开放活动，不分年龄，不分地域，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到如今已经坚持了12年。有些听众告诉我，他们自己组成了一个市民文化大讲堂俱乐部，经常跟主讲的老师做交流，同时他们也会自发地做一些宣传。
2009年，市民文化大讲堂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文化创新奖”，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市民的认可。
肆
在其位，谋其职。要打造深圳学术品牌，争取产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精品力作，创造社科界的“高交会”。
大力支持深圳学术建设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也相对薄弱一些。市里的领导曾提出，深圳除了发展经济，也要建设自己独特的人文研究，建设“深圳学派”，加强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学科的发展。
市社科院旗下有个学术团体深圳社会科学联合会，整个联合会大概由五六十个不同的学会和研究会组成。
其中有些学会和研究会非常有活力，成果也不少，但是有一些学会缺乏经费和经验，显得不那么积极。
我们就考虑如何支持这些学会开展学术研讨工作，为此我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让他们参加社科普及周，将研究成果向社会公开；二是在2006年创办了深圳学术沙龙，各个学会向我们提交选题申办表，经过审核通过后，我们提供资金和平台大力支持他们。
这一来就把五六十个学会搞活了。深圳学术沙龙举办到第四期时，就成为了一个学术品牌，活动又是开放型的，吸引了很多市民参加。
深圳学术沙龙是比较小规模的，而且相对学术性不强，活动也很分散。为了更进一步加强深圳各个单位的学术交流和联结，在2009年，我们创办了深圳学术年会，这也是我们首创。
深圳学术年会其实就是深圳社科理论界的盛大聚会。在每年年底的时候，深圳大学、市委党校综合开发研究院、深职院等各个单位齐聚一堂，分享各自一年中最好的学术成果。社科理论工作者也有了一个平台去展现和交流。渐渐地，我们树立了深圳整体的学术形象。
随着举办次数的增加，深圳学术年会的规格越来越高，我们也一直坚持走高端化路线，关注时代前沿和学术热点，后来深圳学术年会甚至成为了全国性的年会。
这一系列的工作对“深圳学派”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毕竟一切要以作品说话，以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做基础。我在社科院工作的那些年，深圳的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数量逐年增加，规格也不断提高，进步非常明显。
现在“深圳学派”建设是我市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当然这是一项需要时间的任务，但是有了目标，就有了方向。（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周婉军实习生廖舒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