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5日，高敏（左一）协助刘幼雪填写遗体器官捐献志愿书。
我来深圳已经21年了，深圳在不断地成长，我也在不断地成长。若没有深圳这座城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就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就。深圳也是一个有温暖的城市，回想起一路走过的日子，我可以说，器官捐献是从深圳一步一步走向全国。
高敏
山东济南人，1966年生于济南商河县。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1997来到深圳，并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2007年，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也是我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2000年至2018年，连续18次荣获“深圳市红十字会优秀无偿献血志愿者“称号。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十多年来，协调角膜捐献800多例，多器官捐献近200例。
口述时间
2018年9月6日下午
口述地点
罗湖区人民北路2210号
深圳红十字会3楼会议室
壹
人去世以后，器官还可以救人，而且能让那个人健康地活下去，我觉得特别神奇。
无偿献血316次
1966年，我在山东省济南市出生。小时候，我母亲乐于助人，凡事先为别人着想。父亲是军人，有着只讲奉献不思索取的作风，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现在回想，我之所以能把无偿献血坚持21年，不仅因为我有一腔热血，还因为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份责任感。
1997年，我从济南市商河县的农村来到深圳，帮妹妹照看孩子。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路边一辆无偿献血车，车上写着缺A、B、O型血，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小人书，白求恩大夫献出300毫升鲜血挽救了八路军伤员的生命，心想现在自己也有机会通过献血去救助危重的病人，真的太好了。渐渐地，我成了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常客”，也成了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至今，我志愿服务时间近6万小时，无偿献血316次。
1999年，深圳大学罹患癌症的向春梅老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深圳红十字会提出捐献眼角膜，当时刚好在门诊部宣传无偿献血的我对于器官捐献深感神奇，这也是我初次听到器官捐献。人去世以后，器官还可以救人，还可以从这个人的身上，转接到那个人的身上去，而且能让那个人健康地去生活，我觉得特别神奇。既然能够救人一命，我便填了捐献表格。
国内器官捐献协调第一人
2005年9月2日，我作为献血志愿者，在深圳市红十字会值班，帮忙接听电话。突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你别挂电话！我很快说完！”电话那头是个中年女性的声音，急迫到歇斯底里，“我女儿叫金省，18岁，高中生。她下晚自习，车祸导致脑袋重伤。医生说治不好了，现在靠呼吸机。”紧接着，电话里传来压抑不住的抽泣。
我告诉她我会耐心听她说完，让她别着急，只听电话那边继续说：“我不想让她就这么走了，我女儿多才多艺、成绩名列前茅，很聪明。我听说人家国外，可以用去世人的器官救活人。医生说她器官都是好的……”
这位中年女士叫王蕾，是湖北天门人，为了捐献女儿的器官，当时她打了好多地方红十字会的电话，对方都表示爱莫能助。她之前在深圳打过工，看到街头相关的公益广告，于是拨通了深圳红十字会的电话。
“我留不住我女儿了，我想把她的器官留下来，救别人，这样我心里会觉得女儿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求求你，帮帮我。”
为了帮这位母亲完成心愿，我开始多方联系。最终，同济大学医学院的陈忠华教授带队前往天门，完成了这位母亲的愿望。她女儿捐献的器官，拯救了另外三个人的生命。
无意中，这成了我国首例无偿多器官捐献案例。经过这件事，我深深地感到器官捐献是件伟大的事。
2007年，我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也是我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发现潜在的、符合条件的捐献者，征得捐献者或其家属的捐献知情同意，并协调捐献者、捐献者亲属、医院和相关部门，让器官捐献完成，成为我的专职。
贰
妈妈的器官开始了新的生命，会让我感觉妈妈她没有离开我。
27岁小伙让7人获得重生
2008年10月1日下午，来自贵州望谟县的27岁布依族小伙杨杰外出骑摩托车翻倒，不幸造成头部受伤，当即送往医院组织抢救，但因伤势严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院方最终确诊为脑死亡，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这时，杨杰的亲属做出了一个坚强的决定——捐献他的器官。杨杰的妻子是在他出事后才赶到深圳的，我到医院后一边陪着她，一边向杨杰的其他家属解释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困难在于，杨杰的母亲听不懂普通话，妻子不会写字，为了确认家属知情同意，来回用了一个月。
杨杰的妻子签完字后不久，一个来自湖北的电话让我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当时湖北有个男孩烧伤严重，急需有人捐献皮肤，否则性命不保。一边是已经逝去的杨杰，一边是命悬一线的男孩，我内心十分挣扎，只得硬着头皮逼自己开口，询问她是否能同意杨杰再捐出部分皮肤。还没等我话说完，杨杰的妻子顿时崩溃，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答应丈夫捐献器官，就已经承受了极其巨大的情感压力。那会儿杨杰刚完成器官捐献手术，这种事说谁谁也不同意，换我，我可能也不同意。当时我的心里也十分难受，抱着杨杰的妻子哭了出来。本以为捐献皮肤的请求已经无望了，这时杨杰的哥哥站了出来，哭着劝弟媳，最后同意捐了。
就这样，那份捐献协议上，又多了皮肤这个选项。最终，杨杰的器官送往国内5个城市，让7人获得了重生。
作为多个器官捐献者，杨杰在深圳是第25位，在全国是第93位。眼角膜的捐献者，他虽然是全国第258例，但他是国内第一位捐献人体器官的少数民族人士。
八年级学生捐母器官救9人
2011年7月28日早上，丁思成的妈妈殷小利准备去跳舞，可她还没迈出家门，就突然倒在了地上。当时丁思成还是一名八年级学生，成长于单亲家庭的他，在年初和殷小利吃饭时闲聊了关于器官捐献的话题。当时殷小利说，如果她去世了，一定要把能用的器官都捐出去，不仅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8月1日，昏迷的殷小利病情越来越严重。丁思成通过网上查询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相关资料，然后联系到我。一个未成年人可以代亲属决定进行器官捐献吗？根据法律规定，如无监护人的允许，未成年人是不能决定器官捐献的。丁思成要捐献殷小利的器官，丁思成的舅舅殷小文一开始坚决不同意。
经过沟通协调，8月2日下午5点半，丁思成的舅舅殷小文作为小丁的监护人，签订了《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书》，这也是深圳第一例由未成年人提出的亲人遗体器官捐赠事例。
殷小利的9个器官总共救治了9个人，丁思成后来告诉我：“妈妈从小就鼓励我要乐于助人，我只是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妈妈的器官开始了新的生命，会让我感觉妈妈她没有离开我。”
11岁少年梁耀艺临终捐献器官救人、“90后”女孩房晓宇捐献所有器官将爱留在深圳、8旬奶奶刘幼雪跨越2826公里捐献遗体，只为与她丈夫在深圳大学医学院“团聚”……所有的捐献者都牢牢地记在我心里。
2006年高敏（左二）献血后在罗湖献血站为献血者服务。
叁
由于深圳缺乏具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此前很多捐献者在转送到广州移植医院的途中器官已经衰竭，无法捐赠。
器官捐献面临的难题
2003年8月22日，深圳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关于器官捐献的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使深圳市的器官捐献移植工作有法可依，同时也为国家层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和地方实践。
深圳是第一个为器官捐献立法的城市，第一个有了捐献案例的城市，也是第一个产生协调员的城市，捐献比率也一直位居全国前列，但是当时却面临一个难题：由于移植资质与OPO（器官获取组织）组织的缺乏，使得器官捐献很多时候需转至广州等地有OPO组织的医院方能继续。由于深圳缺乏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此前很多捐献者在转送到外地移植医院的途中器官已经衰竭，无法捐赠。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都十分心痛。
我深刻地意识到了深圳亟须更多能够服务于市民的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除了致力于器官遗体捐献的宣传动员组织工作，市红十字会和我也开始配合医院，希望深圳有医院能早日获得器官移植资质。
助市三院取得移植资质
事实上，2007年6月，深圳孙逸仙心血管医院成为广东省第一批通过原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审核的医院。但是到了2015年2月，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169家器官移植医院名单上，只有深圳市孙逸仙心血管医院具备移植资格。而广州当时有13家具备移植资格的医院。
在我的协调下，市三院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十个捐献成功的案例，达到了申请器官移植资质的标准。2017年4月，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成为深圳首家获得肝脏和肾脏移植资质的医院。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激动，这意味着，器官捐献志愿者在本市就可以完成捐献，而那些等待器官移植延续生命的病患者也可以在深圳实现生命重生的愿望，他们再也不需要奔波外地进行肝脏、肾脏移植了，后续的康复治疗，家属的临床照顾都可以在家门口。
据我了解，港大深圳医院也正在申请肝脏移植等移植医院的资质。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深圳将会有更多的医院获得器官移植资质，需要器官移植的深圳患者将不需要辗转到外地进行手术了，深圳本地的器官捐献，将会有更大几率用于本地患者。
肆
这是生命最后的托付，这种信任让我感到无上光荣，这也是深圳红十字会给予我的使命，我从未感觉到害怕。
生命最后的托付
自从当了协调员，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总穿着红十字会发的白T恤和背着十几斤的背包？其实包里放的都是有关器官捐献和志愿者的资料，协调员的工作很忙碌，随时都有潜在的捐献者联系我，我要随时解答、随时服务。器官捐献要分秒必争，垂危的生命随时可能离去，我要时刻保持动身的准备。
也常常会有人问我，经常面对死亡会害怕吗，我会告诉他们这是生命最后的托付，这种信任让我感到无上光荣，这也是深圳红十字会给予我的使命，我从未感觉到害怕。
总有人说我是“劝捐员”，我每次都要纠正：“我是协调员，不是劝捐员。”在传统风俗很浓厚的国家里，生死是大事。如果是病重的人，对死很恐惧，这个时候你去劝他，不是找骂嘛！
相反，我不仅不“劝”，甚至不主动联系捐献人。有一位捐献女儿遗体的父亲，因为犹豫不决错失了捐献器官的时机，事后埋怨我为什么不多劝劝他。我告诉他，你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所以我得尊重你的想法，我只能等待你的信息。
器官捐献过程没有快乐的时候，只能说能够救人了，能够延续一个一个生命，心里会有种安慰。毕竟一直面对的是一个生命的逝去，可能是一个家的顶梁柱，也可能是他们未来的一个希望。所以你只要投入真感情，就跟他们一样，对于离去肯定会痛。
深圳走在全国的前列
在深圳吉田墓园有三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叫“光明树”，自2006年5月树立以来，树下已陆续安葬了一百多名角膜、器官捐献者的骨灰。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和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者家属、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者及学生们来到这里祭奠缅怀器官、遗体捐献者们。
截至2018年4月5日，深圳已有950人身后捐献眼角膜，368人捐献遗体，297人捐献了多个器官，使得2000多名眼疾患者得以重见光明，800多名器官衰竭的患者生命得以延续。
回过头来看，深圳之所以能在器官捐献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我觉得有两个重点的方面：一是深圳不愧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敢为天下先。另一方面，我觉得深圳人都很善良，所以多年来深圳都是全国器官捐献者最多的城市。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邱志东 实习生 廖舒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