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围村东区48号炮楼，为研究民国时期民居类建筑提供了一处实物材料。深圳商报记者 刘娥 摄
▲樟坑径水库老照片。张超 摄
深圳发展史是一部从乡村到城市的现代进化史，深圳奇迹也是一部“村”与“城”的剧斗史。“城”能否包容“村”？“村”如何融入“城”？在由龙华区人民政府主办、龙华区观湖街道办事处承办的2017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上围实践分展场中，上围艺术村试图交出一份“村-城”突围的深圳答卷和标本。近日，记者走进了上围村一探究竟。
古村的“围困”之局
作为深圳客家人聚居的村落之一，上围村历史可追溯至三四百年前。据史料记载，上围村始建于清朝，因钟氏、曾氏祖先率领族人迁入此地，在此开基立村，繁衍生息。之所以取名上围村，与当地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因该村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三面环山，且位于山脚下，像个盆地，村前有樟坑径河经过，村落位于河流源头，上围村因此得名。该村姓氏众多，有从各地迁来的陈、廖、房、林、钟、曾、刘姓等。
然而在深圳巨大的城市化浪潮下，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村落渐渐淹没在现代繁华之中，面临重重困境。记者了解到，上围老村仅剩50来栋破落客家老屋和5座炮楼，与村民新盖的高楼杂存共处一域。原居民或迁外地或另建新楼居住，许多旧宅被闲置、废弃甚至坍塌，个别租给低收入人群居住，此前整个老村被垃圾封堵，隐患重重。
此次展览的总策展人、原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公共艺术中心主任、“未来＋城乡营造学院”创始人黄伟文将上围老村的“围困”之局，归结为历史之困、生态之困以及发展之困、更新之困。他告诉记者，上围老村历史之困是摆在眼前的难题之一。上围村格局和建筑比较普通，一般难以列入正式的文物、历史建筑等保护名单，而深圳普遍的产权政策也没给这些老宅的维修留下合法进行的依据，使得深圳的古村老宅处于难以维修保护的境地。
此外，生态情况更是堪忧。上围老村内外道路和新房在四处疯长，樟坑径河源头水少了，污染也频了，村里明沟系统也因为漏排而散发恶臭。如何让村民在必然的城市化道路中走得从容，更有法规保障？这是发展之困。而三十年内陆续建成的村民新楼房，也面临着城市更新推倒重来的危机，是为更新之困。
百年历史被重新挖掘
上围村的情况在2016年开始发生变化，观湖街道以此前“大观澜”时期打造鳌湖艺术村的经验，开始构思和打造一个新的艺术村。观湖街道办党工委员叶晖向记者介绍，通过政府搭台、艺术家唱戏，到2017年前后上围村陆续引进10多位艺术家和设计师进驻。一栋栋老房、破房乃至危房在艺术家、设计师手里重获生机和活化，观湖街道办也开始投入改善基础设施，推动艺术村落的环境提升。借助展览契机，一场“围困”与“突围”的城市故事在这个村落生动展开。
在策展团队的挖掘和梳理下，一段尘封的上围历史重新呈现。策展团队对上围村遗存的一座古建筑——樟坑径村口的老教堂（福音堂）做一番检索竟发现，后面牵连的是一段瑞士巴色差会在深圳乃至广东其他客家地区传教办学的百年历史。1842年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西方传教士开始涌入中国，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信义宗之三巴（巴冕、巴色、巴陵）传道会相继进入中国，其中来自瑞士的巴色差会以传教办学成绩最为显著。在一百多年间，巴色差会先后派近200位传教士飘洋过海、跋涉万里来华传教，随后进入广东客家地区开办教会义学，设置现代教育课程，开设适于中国的通识教育、启蒙现代女性教育，并创办了深圳历史上第一所大学李朗神学院，派出多位中国学生赴欧洲留学，对客家地区近代教育的传播乃至后期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樟坑径福音堂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它始建于1869年，由从瑞士巴色学成归来的传教士、樟坑径人陈明秀受命建造。同时，他遵从教会以往以办学为途径的传教模式，创办了“民智学校”，乡民子弟也可入学。因为年久失修被拆除后，相关政府部门于1995年在现樟坑径老年活动中心旁的山地上建立了新址。
上围老村的5座炮楼也蕴含着一段值得深圳人珍视的建筑史，它们是典型的深圳炮楼。深圳炮楼，又名宝安型炮楼，是我国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炮楼建筑系统中，目前仅存的最集中、最大量的遗存。记者穿行在上围老村，见到了这几座炮楼，它们分别是东区48号炮楼、东区55号北炮楼、南麓居炮楼、房田炮楼、南一巷炮楼。这些炮楼大体建于民国，土木结构，三合土夯墙，内有木构楼板、楼梯。其中房田炮楼还呈现出西洋风格，拥有西洋式护栏和立柱。
此外，上围村还可以说是深圳改革开放40年变化发展的缩影。记者了解到，这里大部分租户已经是村里的常驻人口，他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湖南、广西、河南、四川、湖北、江西等地来深打拼，投入到经济建设浪潮中。1992年，应当时宝安区政府“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总体构想，上围村开始进行产业结构全面提升，放弃原有农业生产，以“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为主，投资建成上围工业园区。上围村还有许多华侨，旅居港澳、东南亚、欧洲、美洲各地，在外漂泊多年，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听到改革开放的消息，纷纷归国投资，发展经济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