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试验中诞生的一颗马前卒
1979年1月31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个多月后,蛇口工业区便正式成立,半年后的7月8日,蛇口开山第一炮便打响,开始了蛇口轰轰烈烈的改革建设之路。
伴随着破土动工后的通水、通电、通航等“五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蛇口工业区经向中央请示批准,大张旗鼓地引入了一批外资,建设了一批以工业为主的外资企业。资金来自香港、日本、欧洲、美国等多个地方,中集便是基于这样的原由诞生的。
1980年1月,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有限公司(中集集团前身)由招商局与丹麦宝隆洋行共同出资300万美元成立,1982年投产,袁庚任第一任董事长,丹麦人莫斯卡任总经理。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考虑港资的话,中集是蛇口第二家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是中瑞合资公司“中瑞机械工程”。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批合资企业。
1980年1月14日,在中集首任董事长袁庚等人的见证下,三方签订合资经营总协议书
合资经营总协议书
1981年1月24日,中集破土动工,中集首任董事长袁庚出席动工仪式
动工仪式出席人员合影
1982年4月,中集首期厂房建成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缺乏与外资合作经验的历史背景下,这批企业的试验和探索价值高过它的实际发展价值,其成败为后来中国大量与外资合作的成功案例打下注脚。但在当时,中央领导给的意见是不一定要“来者必成”,也不可能“来者必成”。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体系以及市场条件完全稚嫩,同时政治舆论风向还在动摇的环境下,加上外资进入中国的摇摆态度和水土不服,这批企业想要活下来非常艰难。
事实也确实如此,拉开一段较长的历史时间,如今看来那批最早的引入外资的企业,今天绝大多数已难觅踪迹。
但中集竟然活下来了,并且一直发展到今天员工5万余人,年产值800亿的大企业集团,从当初的眼光来看,简直可以称之为奇迹。难怪袁庚先生一直对外说,中集是他最为珍视的几家企业之一,是他的“心头宝”(源自《袁庚传》的作者涂俏口述)。论时间,中集的成立更早于后来的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在这一批同样被称为带有蛇口基因的企业群里,中集是最早的探索者。
那一批企业,就像担负着改革开放试验使命的马前卒,最终中集成为一颗成功过河的卒子。虽然中集始于中外合资,引入了一些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但1985年同样因为外资的水土不服以及国际集装箱市场的恶化,使得企业濒临破产,最终外资撤出大部分,裁员留下的59人维系了中集的生命,并等来了后来中远集团的关键性投资。在中远加入后,招商局与中远一直以中集最大的两个股东身份维系着平衡关系,也支持着中集后来的不断发展。
如果从40年的历史长河去看,合资和丹麦人经营管理那一段,经营是失败的,但对于企业而言,则是奠定了市场化的经营机制,对于团队而言,则是打开了国际视野,转变了观念。
麦伯良调度生产工作
在这59人中,1993年开始到现在担任中集集团总裁的麦伯良一直发挥了中坚力量。除人员因素外,让中集活下来并发展到现在的,是源自蛇口改革初期就有的创新意识、务实拼搏精神、市场观念、国际化视野以及良好的制度设计。“好的制度吸引和留下好的人才,这样的企业就能活,并且能发展。”这是麦伯良强调得最多的。
改革之初的蛇口除了工业品的生产,出口创汇,更重要的突破在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层面的变革。诸如劳动用工制度、干部聘用制度、薪酬分配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度、企业股份制等等今天听起来早已习以为常的概念,那时候在蛇口一一破题,也同样发生在厂房简陋的中集,让这家顶着国字号名头的大企业,一开始就种下了市场化的基因。
中集的管理团队一直认为,这是中集从改革开放中得到的最好财产,是中集后来发展的前设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