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行即裙裾扫落梅 绮罗纤镂见肌肤——从文物中看唐代女性的绚丽装束
唐彩绘女俑和战马
装束是时代风气最明显的标识之一，女性装束更是社会风景中的亮点。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文化交流程度，乃至思想意识等等，都可以在女性装束中反映出来。时至隋唐，唐代服饰进行了很大的变革。其中唐代女装在历史上尤为著名。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社会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使人们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壁画中的唐代女性 服饰进行了几次大变革
了解唐代女性装束，仅靠文献记载是不够的，因为“装束”这种事物视觉性极强，只有结合绘画、实物等文物资料，才能让我们在1000多年之后最大限度地了解当时的装束情况，并在文献资料的帮助下，了解装束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般印象中唐代女性都很“开放”，很少有遮蔽。这样说总体上是可以的，但严谨一点，就要指出在唐朝的不同阶段，其实有所不同。据《旧唐书·舆服志》，从唐初到开元时代的一百年内，女性身体遮蔽与否有过几次变化：高祖武德到太宗贞观年间(618—649)，女性多穿“羃”，“全身障蔽，不欲路途窥之”。到高宗永徽(650)以后，不穿“羃”了，流行“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咸亨二年(671)唐高宗曾经下诏书想让女性不要“弃羃”，戴帷帽，理由是“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意思是女性特别是贵族女性在大街上，怎么能没有遮蔽呢?但是社会风尚潮流，浩浩荡荡，到武则天执政(690)以后，“帷帽大行，羃渐息”.到中宗即位(705)以后，再也看不到穿戴羃的了。这是第一次变化，即女性从穿戴全身遮蔽的“羃”，发展为只戴遮蔽到脖颈的“帷帽”。随后，到玄宗开元(713—741)初期，女性又不戴帷帽了，“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女人们戴着各式胡帽，化着漂亮的面妆，就是要让人欣赏，不再把脸遮蔽起来。再以后，她们连胡帽也不戴了，“露髻”而行，不仅要让人们欣赏面妆，还要让人们欣赏各式发髻。这是女性身体遮蔽与否的第二次变化，即从遮蔽面部到完全不遮蔽，形成了唐朝此后一百多年的“露面”风尚，而只有这种“露面”风尚流行之后，路人才能欣赏到玄宗天宝年间(742-756)虢国夫人骑着骏马，“淡扫蛾眉朝至尊”的亮丽风景。
那么，唐初流行了几十年的“羃”是什么样子?从文献记载看，它的特点是“全身障蔽”。《旧唐书·李密传》记载李密投降唐朝后再次反叛，带领上千士兵，化妆成女性，戴羃，羃内藏刀，到县城后，变装持刀杀出，占领了县城。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上千“女性”穿戴着羃在道路上行走，路人不仅不以为怪，而且不知是士兵，可见“羃”的流行，以及遮蔽之严。可惜的是，目前从文物资料中还找不到“羃”的确切形象。1990年，在盗掘后的唐太宗燕妃墓壁画中，有一幅被考古工作者定名为“捧羃女侍图”，似乎仕女捧的是“羃”。
但细看这幅图，所谓“羃”只是在宽檐帽下垂有带状物，不足以将全身遮蔽，很难说真的就是“羃”。因此关于“羃”的形制，还有待文物资料的继续发现。“羃”之外，“帷帽”的形制又是如何?从上面的介绍可知，帷帽的特点是“拖裙到颈，渐为浅露”。从这一点出发，1972年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的“彩绘骑马仕女泥俑”，有人认为所戴就是帷帽。
彩釉笠帽女骑马俑
“淡红衫子掩酥胸”
领口低开 也分场合
一位古代服饰研究者说：“唐代女性的基本穿着是三件套：裙、衫、帔。”
值得注意的是，“袒领装”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胸前如雪脸如花”、“长留白雪占胸前”、“粉胸半掩疑晴雪”、 “参差羞杀雪芙蓉”，可见唐朝美女们确实没少露事业线。但电视剧中常常设置的酥胸半露领口低开的情况，并非初唐就有，到开元前后，衫子的领口才开得较低，出现一些“淡红衫子掩酥胸”的画面。酥胸半露的装束一般只在特定场合穿着，如在宫廷、闺房中。“酥胸半露”，还带来另一种“历史误会”——唐朝，真是胖姑娘的天堂么？事实上，所谓的唐代“以胖为美”并非肥胖，只是丰满而已。
初唐时期，从阎立本的《步辇图》看，抬着李世民的九位宫女都很苗条。中唐，社会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贵族阶层普遍奢靡，也使得审美逐渐开始了细微的变化。从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看，画得比较大的几位贵妇人，比宫女们高贵，盘发和簪花使得这些贵妇“头大”、“脸大”，单看局部，画中这些女性都是体态婀娜，风姿绰约。
敦煌莫高窟第321窟西壁两身双飞天：脸大、胸大、臂如白藕，但还远远称不上胖的程度。敦煌莫高窟第45窟彩绘迦叶菩萨也只是比之前丰满健美，尤其旁边的迦叶塑像，瘦得甚至能看到胸骨。发展到《虢国夫人游春图》，图中女性人物，比初唐的画作丰满了许多。到敦煌壁画《都督夫人礼佛图》，从中唐后期的世俗人物中方可看出女性普遍开始变胖了。到了晚唐，社会开始急剧动荡，贵族生活水平也逐渐下降，并且由于战争原因，审美又重新向清瘦、矫健转变。
“罗薄透凝脂”
慢束罗裙半露胸
“无所顾忌的引进和吸收”、“无所顾忌的改革与创新”，由遮蔽而趋暴露，服装图案由简单趋于复杂，色彩由简朴趋于奢华。
“慢束罗裙半露胸”——唐朝女子衣装之开放是历代没有的，即使是现代人也为之惊叹不已。初唐时宫中渐渐流行低领露胸的服饰，在盛唐时风行，民间也纷纷效仿。《簪花仕女图》中的女子长裙提至胸前袒露胸背、裸臂、仅披纱罗的着装形象，就是最典型的“大袖纱罗衫”的形式。唐代女性裙腰提高后上身多不穿内衣，体现其雍容、富态、丰腴之美，披纱罗讲究“罗薄透凝脂”的幽柔清澈。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褒之博带”是一种内在精神的释放，是一种个性标准，厌华服而重自然，而唐朝的服饰则是对美的释放，对美的大胆追求。周濆的《逢邻女》：“慢束罗裙半露胸”，即似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装束中最为大胆的一种，足见唐人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出现追随时尚的潮流，其石榴裙流行时间最长，可见《燕京五月歌》中“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条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儿女染红裙。”安乐公主的百鸟裙为中国织绣史上的名品，官家女子竞相效仿，充分显示了当时时尚的感召力之大。服饰风格是与现实生活分不开的，唐朝经济繁荣，手工艺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博采众长，堪称中国古代的“巴黎”。
唐代女性追求时髦，政治、法律、道德、礼仪都无法约束这种强烈的好美之心和对时尚的追逐，贵贱、男女、夷夏的界限都被冲破了。与今天世界范围时尚现状相似的是，唐代的时尚主要由王宫贵妇和以声色技艺娱人行业的女性来引领风骚。
唐代壁画中的女性
“著丈夫靴衫便帽”
开放自由 女着男装
《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便帽，内外一体也。”从一些陶俑和画作来看，妇女穿着男装，并不都配套戴幞头，也有挽各式发髻而单穿圆领袍衫的。女子着男装，于秀美俏丽之中，别具一种潇洒英俊的风度。
女着男装，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服之启发，因胡人本就男女同装。唐王朝是世界范围内文明的佼佼者，许多民族和国家在这时还处于进化过程的起步阶段。中国服饰在经历了先秦的积淀，秦汉魏晋时期的发展基础之上，才有了唐代服饰的繁荣与绚丽。中国服饰在秦汉时期，处于发展阶段时期，男女衣式差别不大，均是以深衣袍服为主，而在首服上相去甚远。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达、文明的进步，男女衣式逐渐有了分水岭，各自显现了不同的特色与风格。
在唐代，胡人的男女衣式尚处在差别不大的阶段，而此时的唐代女子，惯看丰美莹润的女装和摇曳多姿的妆饰，忽如一夜春风来的胡服以及男装，风流潇洒，令人耳目一新，立刻被唐代女子借鉴吸纳。同时也因为唐代女子的社会生活丰富，着装自由度很大，男女地位较以前相比没有那么悬殊，在女子猎奇心理和求同存异心理的作用下，女子对男装青睐有加。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玉真公主、金仙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传说武则天在襁褓中时，就衣男子服，有天子相；太平公主也曾作武官装束，参加内宴。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这恐怕也是唐朝前期女性最初穿着男服的一个潜在的心理暗示的结果。
捧羃女侍图
“女为胡妇学胡妆”
便于歌舞 以博宠幸
唐人崇尚胡服。西北少数民族多以游牧、渔猎为生，其服饰特征多为短衣、左枉，腰间系革带，下着长裤和革靴，衣身紧窄，便于活动，史称“胡服”。到了唐代，人们多将包括西北少数民族服饰在内的，以及流行于西域地区甚至印度、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国的外来服饰一律统称为“胡服”，女子着胡服者甚多。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尤其是胡舞的流行，对妇女服装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唐人喜欢舞蹈，尤其喜欢跳胡舞。据说唐玄宗、杨贵妃都“善胡舞”。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胡舞在民间也非常盛行，用白居易的话来说，一时间”臣妾人人学团转”，简直到了入魔的程度。唐代妇女因为对胡舞的崇尚，发展到对胡服的模仿，进而出现了“胡妆”盛行的情况。正如元稹《法曲》一诗所称：“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从文献记载来看，胡舞的动作姿态，与舞蹈者的衣帽装饰有密切关系。唐代胡服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来自西域、龟兹，间接则出于波斯影响，特征为头戴浑脱帽，身着圆领或翻领小袖衣衫，条纹卷口裤，足蹬透空软底锦黝靴，出行骑马必戴帷帽。后期则如白居易新乐府所咏“时世妆”形容，特征为乌蛮椎髻，眉做八字低肇，脸敷黄粉，唇注乌膏，影响实出自吐蕃。
当然，女子着胡服者众多，其中不乏游戏与猎奇以博宠幸之因。由此不难发现，影响服装的缘由，是何其多元——受地方传统文化的影响，受所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各种文明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亦受“国际”影响。